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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惠專欄—文化刨丁2】—黃色力量與封建文化的解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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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夏天，台灣的「MeToo運動」衝破長久的沉默高牆，在許多具相對權力關係的場域中冒出聲音。有關藝術界與學界的受害案例，最早出現的批評與廣播場域即在於真假莫辨的匿名平台。之後，因部份受害者與陪伴者在自媒體勇敢自陳，而揭出冰山一角。其間，強調自由、美化、教育為前提的藝術學界，以如何態度與方法面對此有關「真理、道德、法律」的不同公審狀態，以及能否提出抵制、瓦解與重構的能量，則被賦予更多的期待。

真的能開封嗎？
2023年7月2日，以遠距參與了一個從「現象書寫」打開的台灣視覺藝評思考座談會【藝術評／憑什麼】。一個最後在簡報中出現的當下命題「匿名、自媒體與網路社群平台崛起的年代──以2023年6月台灣藝壇評論現象與實踐為例」，因為時間有限沒有機會開展，也
因不在場而不知道有沒有召喚出場外討論。

從這個可能被置放或迴避的文化現象出發，第一階段的思考便是什麼樣的文化議題會被藝壇與學界的意見領袖選擇介入，而引發有效的渲染力？是政治正確下的運動式的倡議？還是與積累資本力有關的封建式行動？另一方面，當代在地竄起的匿名、自媒體與網路社群平台，則以另類批判角色反映了更混雜、更多元的文化現象折射。以自由、民主、民粹之名，其聲量的影響力開始左右正規媒體，甚至成為正規媒體的原始材料。

2023年夏天，台灣的「MeToo運動」衝破長久的沉默高牆，在許多具相對權力關係的場域中冒出聲音。有關藝術界與學界的受害案例，最早出現的批評與廣播場域即在於真假莫辨的匿名平台。之後，因部份受害者與陪伴者在自媒體勇敢自陳，而揭出冰山一角。其間，強調自由、美化、教育為前提的藝術學界，以如何態度與方法面對此有關「真理、道德、法律」的不同公審狀態，以及能否提出抵制、瓦解與重構的能量，則被賦予更多的期待。

在反映上，藝術學界在這波性權文化改革中，早期顯現的噤聲、觀望，本身已呈現近年來一種選擇性的、功利性的務實文化。陪伴式的支持之外，少數圈外論者試圖將現象論述化，更多的圈內關注者會強調資源不公的走向與可能的人際追蹤。在「文化資源患失症或膨脹症」之餘，藝術學界則面對一個更深層的美學矛盾。意即，在法律規範之外，不喜被道德綁架，甚至視擦邊禁忌為某種創作之源的當代藝術領域，將如何重新判斷藝術家與其生產品的關係？評論者能否真的能「個體歸個體，作品歸作品」，將兩者關係分開？或是，突然又驚覺到藝術生產過程的精神性與物質性有未竟的從屬問題？

延伸閱讀｜林曼麗親談撒古流案例與「光」展，並呼籲思考#metoo後的藝術環境新文化

不當或不適語言與身體的侵犯，有其主客觀的認知條件，但它還是有社會公約的認知厎線。而如果這是人類社會沒有辦法刪除的負向人性，那麼這個平等尊重烏托邦的期待，只能依賴軍政式的法規或全民連動的投名狀。「藝術不染色：視覺藝術落實性別平等與公眾課責機制倡議連署」行動，即在於主張必須要有強烈的「零容忍政策」，回到「以法治人」的方式，才有可能改變已經生態化的藝界生存法則。（註1）這個倡議有階段性的必要，但也會進入第二階段的執行可能思考。往輕處思考，「以法治人」或旨在閹割其劣行；往嚴處思考，則是以「人格死刑」，取消這些「人間失格者」的存在。

自然，所有的簽署者未必從未用其權力資本或各種話術，以不同程度地傷害過他者；藝壇也不會因此行動而少了光鮮亮麗的活動宣傳。至於從倡議到立法，必然也會有一段很長的幻化之路。如果一個由官方與民間藝術基金會共同主辦的論壇，希望從「現象書寫」打開的台灣視覺藝評思考，那麼，讓我們先回到藝術評論界本身的文化現象，是否真的可以打開？

以下，簡述藝評界面對的兩大生態挑戰。一是，批判的能量逐漸讓渡於沉浸式的煽情主義，並被庶民式的、匿名社群的「黃色新聞」所取代。「現象書寫」，是否回應的只是與政策暨時潮有關的美學文化之宣言式、報導式、記錄式的書寫。二是，藝術學界強調的自由、民主、獨立的藝術精神，又如何與鄉愿文化、大局文化與封建文化，根莖般地並存，從而產生神形分離的「文化論述」？

重返黃色的全民力量？
輿論作為法治不得不面對的前導，何以沉浸式的、煽情主義的、庶民式的「黃色新聞」，能以全民評論之力取代菁英評論之力？與「文化政策」的改道力量與吸收菁英的能量相比，「黃色新聞」已然成為最自由、最解放的一種全民評論。

「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原是現代小型報（Tabloid）的前身。它多避開傳統評論，以爆料方式諷刺或揭示社會的醜惡行徑。此「黃色」非指與色情低俗關聯的黃碟、黃片、黃書，而是指一種新聞學的手段。「黃色新聞」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新聞史上。1895年，赫斯特（ William Hearst）的《紐約日報》（New York Journal）為了與約瑟夫．普立茲（Joseph Pulitzer）的《紐約世界報》競爭，高價收買了《紐約世界報》星期版的員工，包括暢銷連環畫《霍根小巷》的專欄作者，因此引發媒體大戰。而「黃孩子」（Yellow Kid）正是該專欄描繪的主人翁。

普立茲和赫斯特不僅上了法庭，兩報更藉人們對此事的關注，大肆策劃刺激性的報導。在後來的「美西戰爭」報導上，更是達到「黃色新聞」的戰略要求。（註1）彼時的《紐約報》（New York Press）記者華德曼（Erwin Wardman），將兩報的新聞報導風格稱為「黃色新聞」。曾獲1939年的普立茲歷史獎的法蘭克．孟特（Frank Luther Mott），在其《美國雜誌史》中，則為初期的「黃色新聞」下了定義：

標題聳動，但通常是小新聞；大量使用圖片或想像圖畫；使用假採訪、誤導性標題、偽科學以及從所謂專家那裡獲得的大量假知識；強調全彩週日增刊，通常有漫畫；對反對體制的「失敗者」表示強烈的同情。（註2）

既然「黃色新聞」能迎合大眾需要，就會有許多「製造者」進行創作。因此，「黃色新聞」也是社會大眾集體媚俗需求的一種體現。它的脈絡與市場研究可溯及1835至1924年間的《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該媒體的老報人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即爭議性地主張：報紙（媒體）功能不在於教誨，而在於驚醒；報紙（媒體）出版者的工作應該是挑起事端，以銷售為前瞻。他擴大了傳統報導範圍，必要時可以偽造材料，並以分工方式使用電報、小馬快遞、以離岸船隻攔截歐洲電訊，建立收集的快速途徑。（註3）

出身哈佛學院，曾在幽默雜誌《諷刺文》（Lampoon）工作的赫斯特，即承襲了這個職場的商業性。他在競爭中迅速取得優勢，將煽情主義發揮到極致。他以金錢購買新聞，大量報導犯罪與醜聞，並煽動貧苦人群發動民權運動。在報導美西戰爭上，赫斯特曾特派數艘汽艇和拖船，親率20餘名記者到戰地採訪，還親自上陣俘獲一批西班牙官兵。（註4）他成為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的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1941）中的影射人物。2003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芝加哥》（2002），對報界沉迷煽情、血腥、暴力的「黃色新聞」作風亦進行了年代回顧。

普立茲則對這種搶新聞的惡性競爭感到厭倦，於1901年將報業中的黃色部分取消。早在
1892年，普立茲曾向位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提出捐款創立新聞學院，但被婉拒。1917年，根據其遺願，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以成立，為新聞從業者立了另一個標杆。這兩位媒體人分道揚鑣，以不同的選擇方向分述了大眾傳播的功能與生存法則。而無論是那一條路線，媒體事業或許是良知事業，多少會提供免費或促銷的「白飯」或「甜湯」，但它不可能是「吃到飽」的慈善事業。

網路自媒體的出現，人人都是媒體人。「黃色新聞」轉陣於爆料的社交平台，傳統的菁英評論自然不敵暨「無料」又「加料」的全民傳播能量。（註5）在當代，「黃色新聞」在傳統的培養民眾情緒、戰爭動員、搶頭條之外，也多了幾項關鍵詞—政治宣傳、炒作、謠言、假新聞、都市傳說、媒體偏見、另類事實等。它有一個目標，即是希望讀者群是全民，而非精英人群。也因此，它在網路全民開講與全民圍觀的年代，能以另類的方式重新復活。

它不再是「赫斯特」與「普立茲」的對立，而是責任制的具名個體與無責任制的匿名群體之分裂。匿名，成為一個自我保護的方式，但也進入「牛驥共一皂」的生態，所有介入者參與了充滿猜測與情緒的「新黃色新聞」世界。

從分封到取消之路
另一方面，強調追求自由、新創、實驗、前衛的台灣當代藝術，其生存之道多寄養於官學機制的資源發放。此官學機制的文化資本力，又多根深於封建文化結構的人際關係建立。封建主義思想的重要概念是「分封」的「封」。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同一系譜下的資源支配」。

此服務與支配的體系，多建立在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上。它造成人身依附觀念、宗法觀念、等級觀念、特權觀念、官商交結作風、大家長制、門第私相授受、黨派利益分封、學歷至上等社會風氣。在文化圈，重視世家、門第、學閥的價值觀一直長期存在，不僅成為自由、民主表面機制背後的生存潛規則，也形成了對立的、封閉的權力空間。它也建立卑者要放棄正當利益的追求，壓抑獨立人格，對尊者或強者要順而不逆，並以恭順馴服作為維持社會和諧的美德。它形成近親聯姻繁殖的不同區塊，沒有加入連結的獨立者只能在狹窄範圍內和孤立地點上自行發展。這種「取消」，對極大多數還想努力想在圈內立足的藝術工作者，就是一種人際關係上的流失，或可能被隔離的恐懼。

在藝術學界的封建區，具有語言與身體解放的「師級」藝術家或資源提供者，靠華人男性文人社會加上西方波西米亞藝術生態想像，則獲得社會長期的容忍與默許。在「大局文化」下，父權與性別欺凌生態下產生「藝術作品」、「藝術檔案」、「藝術工作機會檔案」，其生產線出現一個辯場：如果你反對購買血汗工廠的產品，你會選擇抵制這些以「復興」或「重建」台灣文化藝術之名的品牌與相關事物嗎？除了這家工廠，你是否面對再無其他選擇的可能？

當「以神之名」取代「以藝術為名」與「以父之名」，此學術文化生態已進入「黃色新聞」等級。（註6）它不再僅僅關乎父權社會的性別問題，以及各種透過身體、語言的賤斥，造成暴凌或貶抑的權勢問題，而是更大的總體文化生態問題。究竟取消大局、取消文化，還是取消舊世代，比較適合在地社會文化？當藝術主流媒體迴避「黃色新聞化」、藝術教育機構迴避「懲處過程透明化」，許多文化機制也被捲入圖利或滋助加害者的不同關係想像中，跨世代不同等級的語言與身體侵犯，已然變成一種「在地性」的歷史共業文化。此「在地性」似乎必須像出「埃及記」的以色列人，得在非戰的荒野中繞行40年，才能因「取消世代」，而進入迦南地。
※ 40字心得、備註 ※

無須扯一大隊
歷史與理論
只消搞清楚
這些不是黨國遺孽
也會在權力利益受挑戰下成為中國同路
猶太人出埃及後不但流浪荒野40年
還發生內部的清洗屠殺
上帝的目的就是清除埃及的遺孽與潛在的遺孽附庸
而今台灣解嚴快40年
也必要重演一次出埃及記32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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