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台灣是全球極少數有能力建立完整自主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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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全球極少數有能力建立完整自主軍工體系的國家

在這場來自《The Free Press》的最新訪談中，Anduril 創辦人
鮮明地複述了他近期台灣之行的核心訊息。

他證實自己造訪台灣並在台灣大學發表演說，更在訪談中拋出關鍵論斷：「台灣是全球極少數（也許只有五、六個）有能力建立完整自主軍工體系的國家。從零開始自製能與中國抗衡的零件。基本上像是美國、日本、南韓，也許在好的情況下有德國，他們應該為此感到驕傲。他們需要充分利用這一點。他們需要運用本國產業，不是出口用的半導體，而是防衛用的半導體。不僅是用於智慧型手機和數位相機的感測器，更是飛彈追蹤器。不只是碳纖維自行車，更是碳纖維巡弋飛彈。」

除此之外，他也再度提到在台大會場外的巴勒斯坦支持抗議群眾找錯人了，他不介意別人的抗議，但根本上 Anduril 沒有賣過任何東西給以色列或者相關的衝突。

八年前，Palmer Luckey 是矽谷的賤民，一個因政治立場被 Facebook 開除的麻煩製造者。今天，他是科技業的先知，華盛頓與矽谷的巨頭們排隊等候他的「我早就說過」巡迴演講。

這場戲劇性的地位轉變無關對錯，只關乎一個殘酷的現實：當烏克蘭的壕溝、中東的紅海到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同時引爆，世界突然意識到，Luckey 一直在打造的武器，正是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卻早已失去製造能力的裝備。

律師之國 vs. 工程師之國：Palmer Luckey 警告，美國正輸掉一場我們不願承認的戰爭

打破「社會主義五角大廈」：一場美麗的產業誤會

「世界上最後的社會主義體制，是古巴和五角大廈。」

Palmer Luckey 引用這句來自前參議院幕僚的辛辣評論，一針見血地刺穿美國國防工業的核心弊病。他創辦的 Anduril Industries，一家估值超過300億美元的國防科技公司，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徹底顛覆這個陳腐的體系。

長久以來，美國的國防支出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就業計畫」。傳統的軍工複合體，如洛克希德·馬丁或雷神，在「成本加成」(Cost-Plus) 的合約模式下運作。這意味著，他們開發武器的成本越高、花費時間越長，他們能賺取的利潤就越多。這種模式下，一家公司沒有任何動機去提升效率或降低成本。

「想像一下，如果你使用 Gmail，你必須按小時支付 Google 工程師的薪水，外加 6% 的利潤。」Luckey 提出這個荒謬的類比，「科技業若是以這種方式運作，顯然不會有今天的樣貌。」

Anduril 採取的，是矽谷的「國防產品」模式。他們用自己的資金進行研發、設計、製造，然後將完成的產品，無論是自主無人機、潛艇還是軟體，直接銷售給軍方。這種模式徹底改變誘因：當 Anduril 將組裝時間縮短一半，他們會賺取更多利潤，而非更少。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美國早已忘記如何為「規模」而設計。Luckey 指出，國會經常強迫陸軍採購他們根本不需要的艾布蘭戰車，僅僅是為維持生產線的就業。這種思維的主導下，國防工業打造出無數昂貴、精密、卻無法量產的「精品」。

「你不能在一座福特 F-150 的工廠裡製造 F-35。」

Luckey 強調，這是美國犯下的致命錯誤。他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之所以能成為「民主的兵工廠」，關鍵在於武器的設計從一開始就遷就現有的工業基礎。工程師會問：「Kenmore 的工廠能彎曲多大半徑的金屬？」「汽車工廠能熱處理多厚的鋼板？」轟炸機、戰車的設計，都受到這些現實製造條件的嚴格限制。

戰後，這些工廠能無縫切換回去生產汽車和家電，造就美國的黃金年代。而今，五角大廈的武器設計，彷彿是在「無限金錢和無限時間」的真空環境中進行，完全脫離工業現實。一旦衝突爆發，美國根本無法擴充產能。Anduril 的核心哲學，就是回歸二戰的智慧：使用當下汽車工業、消費性電子產業的現有機器人、雷射切割機和技術人員，去設計和製造巡弋飛彈和水下潛航器。這才是唯一能在現代戰爭中存活的工業邏輯。

矽谷Vibe Shift：從拒絕戰爭到擁抱軍火

Luckey 對五角大廈的挑戰，之所以在今天看來如此關鍵，是因為他的另一個戰場，矽谷發生一場更劇烈的「氛圍轉變」（Vibe Shift）。

僅僅幾年前，矽谷的主流文化是反戰的、甚至是反國防的。最高潮的事件，莫過於
Google 員工集體抗議，迫使公司取消 Project Maven，一個利用 AI 協助軍方辨識影像、以「減少平民附帶損傷」為目標的計畫。員工高喊「Google 不應涉足戰爭業務」。當時，Anduril 僅有48名員工，卻被彭博社評為「科技界最具爭議的公司」，甚至被
Google 封鎖帳號，理由是「宣傳傷害」。

Luckey 回憶那段時期，諷刺地指出，在 Google 那封3000人連署的抗議信上，許多簽名者根本不是美國公民。「我最喜歡的例子是一位在 Google 倫敦廣告辦公室工作的中國公民，」他說，「我為什麼要在乎他對美國軍隊的看法？」

然而，一切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戛然而止。矽谷那些「未曾理性思考自己立場」的人們，被殘酷的現實畫面所震撼。Luckey 的「我早就說過」巡迴於是展開。

但這場轉變不只因為情感。Luckey 透露，更關鍵的因素在於企業的「自利」。包括他的老東家 Meta 創辦人祖克柏（在內的許多科技領袖，都經歷「思想轉變」。他們意識到，當公司內部被激進的員工政治活動所綁架，他們根本無法完成公司設定的任務。

「這些改變最大的，反而是那些最不關心政治的人。」Luckey 分析，「他們不關心左派或右派，他們只關心自己公司的使命。**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允許工作場所被無關的黨派政治吞噬，他們就無法完成使命。」

因此，矽谷的轉向，與其說是支持特定政治人物，不如說是反對「一切的泛政治化」。科技巨頭們開始明白，他們需要建立一個能夠在政治風向來回擺動中，依舊保持強韌的組織。當 Google 員工因為情感而拒絕 Project Maven，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只是將這個關鍵任務，交給那些技術上遠不如他們的傳統軍火商。

律師之國對決工程師之國：當文化成為枷鎖

當矽谷終於「清醒」，開始重新思考科技與國防的關係時，Luckey 卻拋出一個更令人不安的警告：美國可能已經太遲，因為這場競賽的本質，是工業文化與社會體制的對決。

他引用王丹的論點：中國是一個由工程師治理的「工程師之國」，他們用「大錘」般的意志推動建設；而美國，則是一個熱衷於組織和訴訟的「NIMBY（鄰避）商店」，一個「律師之國」。

這個對比，在 Luckey 看來，絕非危言聳聽。他分享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親身經歷。他曾與一位好萊塢主要電影公司的高層討論，為何現在再也拍不出像《十月的天空》（
October Sky）那樣的電影？那部改編自真人真事，講述一群孩子在車庫裡造火箭、炸毀東西、最終啟發一代人投身航太工業的經典之作。

「那位高層說，答案非常簡單。如果在今天拍這部電影，我們一定會被告。」

電影公司高層解釋，一定會有某個孩子在7月4日玩煙火炸斷手指，然後他們的律師會提告，聲稱電影「啟發」孩子從事危險活動。更瘋狂的是，那位高層承認，即使是「準確報導歷史事實」，他們依舊會被告。「這就是為何在《星際寶貝》的後續版本中，他們必須修改畫面，讓 Lilo 躲進一個洗衣籃，而不是最初的烘乾機，因為他們真的被告過。」

「這就是問題所在，」Luckey 語氣沉重，「在中國，沒有人會去起訴那些激勵孩子成為航太工程師的人。」他提到中國的超級宣傳大片《長空之王》（Born to Fly），其主角不是飛行員，而是設計和製造戰鬥機的工程師。「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創新精神，正在被一個不斷運作的法律階層所扼殺。」

當中國正以舉國之力推動「軍民融合」，將最優秀的人才和技術灌注於國家意志時，美國的文化卻在鼓勵訴訟、懲罰冒險，甚至無法講述自己過去的勵志故事。這場新冷戰，戰場早已不僅僅在軍事。

未來戰爭的最終解答：從「世界警察」到「世界軍火庫」
面對這樣的不對等競賽，美國的勝利之路在哪？Luckey 認為，答案在於徹底擁抱自主性——也就是俗稱的「殺手機器人」——並重新定義美國的全球角色。

未來戰爭，已在烏克蘭展現雛形。戰場上充斥著無人機，而「電子干擾」成為主宰。
Luckey 犀利指出，那些高喊「機器人不應決定殺戮」的倫理學家，都迴避一個核心的技術問題：

「如果你的無人機必須由人類在遠端操作，那麼敵人只需要干擾你的訊號，就能癱瘓你的整個軍隊。我不希望世界強權的平衡，取決於誰擁有更厲害的射頻工程師。」

自主性，是應對干擾的唯一解方。這無關道德，而是物理現實。他進一步挑戰：「在一個無法分辨俄羅斯裝甲車與校車的地雷面前，沒有道德高地可言。」使用 AI，反而能大幅提升精準度，減少無辜傷亡。

此外，自主性是實現「匿蹤」的關鍵。遠端遙控的無人機，本質上必須持續發射訊號，如同一個巨大的「來抓我」信標。而搭載AI大腦的自主系統，可以關閉所有通訊，如F-35戰機般靜默地執行任務。Anduril 正在打造的，正是那部2005年電影《機戰未來》（
Stealth）中的AI戰機，只是他們要確保它「不會被閃電擊中」。

在一個如此危險的世界裡，美國該扮演什麼角色？Luckey 的觀點，再次顯現他與當下政治光譜的格格-不入。他既非傳統共和黨的鷹派，更非川普支持者中的孤立主義者。

「我認為，美國無法再擔任『世界警察』。」他直言，「我們在政治上已失去這種意志。這一代美國人，不會願意派遣一百萬人去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犧牲。」

既然如此，美國只剩一個選項。「我們必須成為『世界的軍火庫』。」

這意味著美國必須擁有龐大的工業產能，能為盟友——從烏克蘭、波蘭到日本、台灣——
提供他們自我防衛所需的一切工具。美國不再派遣士兵，但美國必須提供武器。「我們必須能讓盟友的砲彈庫存滿載，讓他們的步槍子彈無虞。」

結語：復仇者的遊戲

在訪談的最後，話題回到他個人身上——那股驅動他從Oculus創辦人，轉變為軍火商的強
大動力。他被問及，是否已經原諒當年那些在Facebook冤枉他、開除他的人？
他沒有猶豫。

「沒有。」

但他接著說，他可以和 Meta 合作（Anduril 正與 Meta 共同執行一份陸軍合約），他可以壓下恩怨。「一場八年前的鬥氣，遠不如為美國陸軍解決問題來得重要。」

「我或許不是人們想像中那種真相的鬥士，」 Palmer Luckey 冷靜地總結，「我是一個為復仇而戰的十字軍。如果我的復仇，能透過掩蓋那些冤枉我的人的罪行來最好地實現，那麼我也許會那樣做。」

他就像自己迷戀的電視節目《倖存者》（Survivor）的頂尖玩家，他會背叛、會結盟，只為「做出對我的遊戲最有利的決定」。

這場從矽谷被放逐，到重返權力核心的漫長征途，證明一件事：Palmer Luckey 的個人復仇，最終與一個帝國的存續意志，意外地合而為一。而這場遊戲，他顯然才剛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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