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荊尸授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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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尸授孑[承]

戰車需要馬與車相配。鄭國雖然缺乏良馬，但從前述公孫閼和潁考叔爭車的故事來看，比起馬來還是戰車更名貴，以至於車被開了的公孫閼在攻許時挾怨報復，乘亂射死了潁考叔。而楚國令尹貴重的卻是馬而不是車，這就意味著楚國可能比鄭國還缺馬。更缺馬的楚國如果想同鄭國一樣靠徒卒填塞陣列，勢必得解決以徒卒列陣時如何抵敵的難題；「荊尸」作為一種陣形的意涵，該透過《左傳》傳文中緊接其後的「授孑」來理解。《左傳》莊公四年(公元前690年)：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孑」，一般都援引揚雄《方言》卷九「戟，楚謂之金孑」的說法，指認為戟。不過，除了揚雄的說法之外，《周禮》當中的一些段落在解釋「孑」上也有啟發性。《周禮》〈冬官‧廬人〉寫道：

　　「凡兵，句兵欲無彈(掉轉)，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橢圓)，刺兵摶(團)。」

「廬人」是負責製造長兵器長桿(稱為「柲」)的技工，不同兵刃對於長桿的製造需求不同；「句兵」指的是戈、戟之類的兵器，這類兵器的刃部稱為「援」，功能以啄擊為主，所以其長桿剖面製成不對稱的橢圓，有類蛋形，這樣光憑手感就能判斷刃部朝向，揮戈時不會因為援的位置不確定而失去準頭。「刺兵」則是矛，不需考慮揮舞時準頭的問題，所以圓桿；但矛在刺擊還得有準──如果矛桿太軟、容易振動，矛頭的位置就不確定，扎
人時不好命中目標。這種矛桿的缺陷就稱為「蜎」，而「蜎」其實就是孑孓的意思 。

那麼《左傳》當中的「孑」是否能以《周禮》當中的「蜎」來解釋呢？長兵器強調其長桿的彈性有些奇怪，尤其是「孑」如果當作「戟」來解釋，戟還有兼作刺兵的功能，長桿軟顫看起來更不適用。然而，楚地墓葬遺址中發掘出的「柲」卻有很大一部分是這種有彈性的長桿。以戰國早期隨縣曾侯乙墓為例，出土的66件銅戈裝的是截面呈橢圓的木柲，柲外層以革帶或藤皮纏繞後再髹漆；另外還出土了30多件多戈戟(一條桿上有二或三具戈)，用的柲卻是所謂的「積竹木柲」，中央是前扁後圓的木芯桿，外圍貼上一層竹片，並以絲線圍裹加固。也是戰國早期的長沙M89楚墓中出土了7件柲，有2件是菱形剖面木芯外貼弧形薄板，貼在菱形四個面上後呈圓形；另外2件則是四稜木芯外貼六片竹條，都以絲線纏裹加固後再髹漆。戰國中期的荊門包山楚墓中，則出土了8件戈柲、3件戟柲，戈柲當中有6件木柲，2件積竹柲，戟柲則全是積竹柲。雖然井中偉很保守地認為楚地積竹柲的使用至少在戰國早期已開始，不過這主要是因為更早期的遺物已然腐朽無法辨識的關係 。

南方楚地大量使用的積竹柲，與其他遺址中的發掘比較起來大異其趣。以秦地兵馬俑坑中的發掘結果而言，一號俑坑中的矛柲大多是木柲，也有積竹的；而戟柲全是木柲，鈹(刃部與劍相當的長桿兵器)柲也全是木柲。一號俑坑東端出土了41件戟柲、鈹柲，其中只有2件積竹，其他全為木柲 。

秦、楚間長兵器用整根木桿、積竹桿的差異，如照《周禮》所述，應該也反映了功能上、戰術上的取向不同：秦國長兵器以完整木桿為主，避免刺擊時軟顫刺不准；但楚地兵器中軟顫有彈性的積竹柲卻占了很大一部分，這又是基於甚麼戰術哲學呢？固然徒卒在持矛時能夠精準控制矛頭指向，有利於準確刺擊；但過於堅硬的矛桿在防禦時卻未必如此有利，一但折斷，以矛禦敵的作用就失去了。因此以矛防禦時必須長矛如林，持矛的徒卒人數必不能少，以便木桿折斷時隨時有替補。相對來說，有彈性的積竹柲雖然刺擊效果差，但長桿柔韌，攻擊方也不容易將柲折斷，用於防禦持戟的人數就不需要那麼多。這種對比，與16世紀的西歐、日本戰國時期長桿兵器間的差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西歐的長兵器以堅硬的木桿為主，容易折斷，因此防禦時必然結成長矛方陣來禦敵；相對來說，戰國時期日本長柄鐮所用的複合長桿卻是中央木芯外包竹、木片，桿身軟韌，持平時矛頭會略微下垂。戰國時期手持長柄鐮的日本足輕並不結成方陣，只是橫列一線禦敵，顯然不怎麼擔心兵器折斷無後繼的問題 。

重防禦而不重攻擊的長兵器哲學，也體現於楚地特有、全用積竹柲的多戈戟。這種一條戟聯裝兩、三戈的長兵器至少在春秋後期的墓葬中已有發現，幾乎全出土於楚地，在四川、江蘇也有發掘，但全不見於北方。雖然稱之為戟，不過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有二、三戈聯裝，並沒有安裝戟刺(矛頭) ；換言之，刺擊並不是主要功能，可有可無。而聯裝二、三戈後重量增加，揮擊起來更加吃力，可見其主要作用也不是以戈啄擊；兩、三戈的設計可能也是沿襲積竹柲的思路、防範兵器折損於未然，避免單戈脫落後長兵器便報廢的窘境。換言之，這種多戈戟的功效，主要著眼於韌性十足地拒止、抵銷對手的攻勢，在陣中的角色類似明代戚繼光鴛鴦陣中的狼筅，不求殺敵，只要庇護全伍。

戰國初吳起評論七國兵卒的特性，說道楚國是：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吳子》〈料敵〉)

「整而不久」或許就是針對楚國徒卒以積竹戟、三戈戟列陣而言；這樣列陣足以抵擋敵人攻擊、保持全伍完整，但相對於以戰車列陣、徒卒以長矛列陣，楚國徒卒的長兵器較重，身後又少替補，負擔大得多，所以持久下來力氣不逮，便會給與敵人可乘之機。吳起提出的針對法就是交鋒時若即若離，逼迫楚人維持陣形卻又不交戰，等對手耗盡體力再下手。

吳起所謂「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則透露出楚國之所以傾向於以戟禦敵的另一個原因。相較於中原諸國地狹人稠，楚國是地大人眾，人多卻不容易集結在一處，在主動採取攻勢時固然不難先行集結，但在對手入侵時一時之間兵力卻未必能湊手。從春秋至戰國，戰爭的規模、持續的時間都不斷增長，列國的應對方式不外乎增加參戰的兵員，一開始整理清楚有服兵役特權的國人尺籍，擴大國人參軍入伍的比例。國人的兵源被開發殆盡後，則開始吸納原本不擔當卒伍的野人，先要求野人負擔兵器整備，如晉人「作州兵 」、魯人「作丘甲 」，接著便是將野人納入卒伍，國、野之間的界線也因此逐步消弭，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 。在國人、野人之外，蠻夷戎狄等少數民族也是被納編的對象，春秋以前列國隙地間遊走的異民族，到戰國初開始被列國有意識地消滅編整，而不再是以往單純並肩作戰(更經常反戈相向)的盟友，如《後漢書》〈西羌傳〉所言：

「是時(戰國初)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定王八年(公元前441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複共稍並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

徵召的兵源從國都擴及到郊野，對幅員不廣的中原列國來說有兵力集中的好處；但對楚國來說，單純把郢都周遭的野人通通徵入伍，應對漫長國境上的威脅便顯得緩不濟急。楚國的辦法不是將徵召兵源擴及於野人，而是擴及於別都(國都以外的大城)、擴及於被征服他國的國人，將這些邊境的都邑設為「縣」，將其中的原住民國人納為己用。文獻中明確可考的楚縣，至少有七個原本是小國國都(權、那處、申、息、隕、蔡、陳)，有六個是小國的別都(商、期思、葉、沈、寢、白)，還有四個是楚國自身的別都(武城、析、東西二不羹)，整個整編的過程橫跨楚武王、楚惠王之間十一位君主、前後三百多年(公元前
740-432年)。這些個縣既然原本是國都，實力自然不弱，楚靈王時陳、蔡、東、西不羹號稱都是「賦皆千乘」 。設縣雖然方便邊境上應急，但以過去的敵國國人為士卒，管轄縣的縣尹、縣公軍事上又獨攬大權，不免有「尾大不掉」之患，楚靈王就被自己誇稱的陳、蔡、二不羹叛軍弒殺 ；而這些邊境大縣彼此本來是異國，又是被征服者，言語文化有異，作戰意願不高則同，下達政令得適應原來各國的民情，積極性還很難調動，不免被吳起批評為「其政騷，其民疲」了。

徵召部隊以國人為限，過去敵國的國人為人作嫁，戰意又不高，這就難怪楚國的徒卒以授孑為其特色，主要擔任防禦而不強求進擊了；徵兵範圍未擴及野人，不但使得增加徒卒、以長矛列陣的辦法沒有實現的條件，也實質維持了國人相對於野人的優越地位，助長了身份意識和貴族的氣燄，使得吳起在楚國的改革難以推動，最後還因貴族反撲身亡。不過從《淮南子》〈兵略訓〉當中形容楚兵是「蛟革犀兕，以為甲胄；修鎩短鏦，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來看，至少在楚懷王時，編戶齊民的推進已有起色，長短矛(「修鎩短鏦」)也開始成為楚軍陣中的利器，儘管這進度已落後於其他強國，戰力上已落於下風，以至於〈兵略訓〉接著便數落楚懷王治下的楚國戰場表現乏善可陳，說楚人「兵殆于垂沙，眾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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