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余英時是歷史學家，專治中國文化思想史，他在去年過世，一時相關書籍出版了數本，可見其影響力。因緣際會讀了《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此書是他多年來投書媒體的評論文章與一些訪談紀錄集結，從刊登時間來看，最早一篇文章是1982年，最晚一篇則是2020年，可以清楚看出余英時40年來對於中共的批評與評價，以及台灣與香港的觀察，其中有許多觀點，至今仍值參考。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是顏擇雅所編，為何要編輯這本書，她說：「讀到罵他的文章。有一篇作者是他學生，稱他為『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余氏的買辦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因此顏擇雅才想趕快編了此書。

我也閱讀了批評文章「辛丑元年祭」，一看為之失笑，此文章水準之低，難怪余英時的學生完全不想回應，只有顏氣噗噗編了此書，該篇文章作者龔忠武說，余英時「只說洋老闆的好，絕不說洋老闆的壞，以討洋老闆的歡心。」余後來都何等地位了，還需討好誰嗎？此等批評真是等而下之。

此文許多批評余英時的論點，讓我有時光倒流之感，比如：

「余氏論著，擺明要以資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挑戰，其路徑是從文化思想的價值理念為切入，然後以其研究成果，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

「同胡適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論，認為歷史中根本沒有什麼規律可言，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因而充滿不確定性。余氏因而一再抨擊斯大林的五個歷史階段論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將萬古長青。」

「新中國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議會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其中的『人民』就是包括社會各個階級的廣泛的中國式的協商式民主，遠比美國單一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更為先進、更為民主；『共和』就是公天下，還政於民，反對獨裁專制。」

「蓋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其黨員同志，奉行公、均的價值理念，志在天下，其職志是從事經世濟民、扶弱濟傾、讓天下的窮人翻身的仁人事業」

「中共以馬列主義的公天下的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提升了中國傳統士人的仁德和忠於人民利益的天下境界，從而消解了中國政治文化中道統和政統的矛盾。」

此種文章何有回應之必要，不過此書一成，趁機可系統性地看看余英時多年來的政治觀點。《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以六四前後作為分隔點來編輯余英時的文章，放長時期來看，他的觀點一致，至少沒有變來變去，沒有原則。

遍觀全書，余英時的最大立場就是站在民主、自由、人權觀點上，批評中共，但必須將中共與中國區隔開來，他厭惡的是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一黨專政，他對於黨資本主義的「經濟放鬆、政治加緊」性質，基本上，多年來還是正確的觀察，當下共產黨的專制還比以前更為緊縮。

余英時的說法有一點蠻有趣，他說：「我個人就對三國時期很感興趣。那是西方第三、四世紀，當時中國文化鼎盛，人才輩出。因此，分裂不總是壞事！這種一味要求統一穩定的思想，當然會比較看重那些經濟文化有蒙受統一之利的昇平時代。但是，大一統之下，中國也是有付出莫大代價的：文化喪失多元，學術減少震盪，制度居於一格，思想無法自由，中國把自己鎖進單一模式。」

「分裂好過於統一」的觀點，我記得有些歷史學者也曾提出歐洲文明因分裂競爭而進步，分裂似是一個因素。作為中國思想史大師，余英時的觀點可謂開明、多元，在書中，他也談到幾次統一未必較好，但這並非針對台灣獨立而談；關於台灣獨立，他也不見得支持，認為可能會有戰爭危機，最後還是僅能寄望於民主制度。

另外，余英時的政治評論一大特點，就是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書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著重在此。他認為民族主義是雙面刃，也區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舊民族主義，以及現代的新民族主義，關鍵在於舊民族主義是為了自衛、求生存、反侵略，有其道德力量，而新民族主義轉而攻擊性質，有其危險，中共更積極操作民族情緒支持其統治正當性，因此他明顯支持前者、反對後者。

對余英時的思想研究不熟，但在政治立場上，我認為余英時應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外界應該也都是這麼認為，不過他還是認為沒有一個哲學信仰可以解決所有中國問題，他會堅持一些基本原則，比如人的尊嚴、生存權、私有權、非一黨專制、民主、司法、憲政，而基本上這仍是自由主義觀點，雖然余認為中國思想傳統中，也有類似人權、尊嚴、自由等普世價值概念。

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有很多好的價值，可在現代生活中運用，但僅限於私領域，也就是成為道德倫理、文化上的力量，但公領域無法讓儒家成為指導原則，也就是每個人可以有不同信仰的自由，但皆能從憲法中得到保證，這很明顯是自由主義觀點。

對於政治現實的評論往往有時代脈絡性，因此有時抽離脈絡來讀，可能會有一種非現實感，但閱讀全書，我認為余英時立場一致、理性論述，很多觀點放在現今仍然成立，過去很多人期待中國在經濟成長後能促進民主化，但如今中共還是政治更為抓緊，甚至更為專制，余英時觀察仍是正確。

我對中國文化思想史很陌生，也未讀過余英時的學術著作，老實說這非我閱讀興趣，但讀完此書，我會覺得從冷戰時期到當代，這四十年來，余英時雖然已逐漸被認為是一位重要的中國文化思想大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且在美國生活應該相當舒服，但在關鍵時刻，他仍願意貢獻己力批判時政，試圖為中國、台灣、香港帶來改變，此種公共知識份子，還有他所擁有的影響力，在華文世界可能已成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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