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卦] 南京大屠殺的殺人比賽的卦？

※ 引述《ansfan (piggymama)》之銘言：
: 如題啦
: 1937年12月13日
: 日本帝國
: 在中國南京
: 開始大屠殺
: 聽說被殺害的平民百姓
: 超過三十萬人
: 甚至還有殺人比賽
: 真是真的假的啦
: 有沒有卦

From ChatGPT:

Q: 二戰後的軍事法庭上 是否有日本軍人因為南京大屠殺而被判刑？

A: 是的，在二戰後的軍事法庭上，有日本軍人因為參與南京大屠殺而被判刑。

東京審判
在**1946年至1948年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是其中一項主要罪行。以下是相關判決的關鍵點：

松井石根：他是侵華日軍中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負責指揮日軍。他被控知曉並未能制止其部隊的暴行，包括屠殺、強姦和掠奪。松井石根被判絞刑，於1948年執行。

田中軍吉：南京守備隊的一名軍官，在南京大屠殺後的審判中被控參與暴行。他後來在中國舉行的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南京審判
除了東京審判，中國國內也進行了針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

谷壽夫：南京攻略部隊之一的指揮官，被認定直接參與並指揮了暴行。他於1947年在南京被中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迅速執行。
這些審判表明南京大屠殺被視為重大戰爭罪行，並對負責人進行了法律追究。

From Claude.ai
根據歷史記錄，確實有一些日本軍人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在二戰後的軍事法庭上被審判和定罪。以下是一些具體情況：

東京審判（國際軍事法庭）
在1946-1948年舉行的東京審判中，幾位日本高級軍事和政治領導人被審判。雖然南京大屠殺並未成為單獨的主要指控點，但它被作為日本侵略戰爭和反人類罪行的證據之一。
南京大屠殺特別審判
在南京，中國當局於1946-1947年舉行了針對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的特別軍事法庭。其中最著名的是審判屠殺南京的指揮官。

主要被判刑的軍事領導人包括：

松井石根（當時的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在南京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其他多名軍官因大屠殺期間的暴行被判處不同程度的刑罰，包括死刑和監禁。

國際法庭的判決
雖然法庭審判數量相對有限，但這些審判確立了對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的法律追責原則。許多日本軍人因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而面臨司法制裁。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和國際環境，許多直接參與屠殺的中低階軍官並未受到審判。一些罪犯通過各種方式逃避了法律制裁。
這段歷史反映了戰後國際社會對戰爭罪行的初步司法追責嘗試，儘管當時的追責並不全面。

--

from ChatGPT: 岡村寧次是侵華日軍的重要指揮官，尤其在南京大屠殺等事件中，他曾任要職。然而，二 戰結束後，他並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或中國的軍事法庭上被追究戰爭罪責 ，這一結果引發了許多爭議。以下是主要原因及背景分析： 1. 冷戰背景下的美國政策 二戰後，亞洲迅速進入冷戰格局，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和亞太地區的反共策略產生 了極大影響。岡村寧次之所以免受審判，與美國的政治考量密切相關： 反共策略：美國將岡村視為對抗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勢力的潛在資源。他在中國戰場上的經 驗及與國民政府的合作被認為有利用價值。 合作態度：在日本投降後，岡村協助美國和國民政府處理日軍投降事宜，特別是在中國東 北地區，他的合作被視為對穩定局勢有利。 2. 與國民政府的關係 岡村在日本投降後，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 代表日軍簽署投降文件：1945年，岡村寧次代表日軍向國民政府的何應欽投降，這一過程 被認為相對平穩，避免了進一步的戰爭破壞。 協助遣返日軍：投降後，他幫助安排日軍的遣返工作，並協助國民政府處理一些善後事宜 。 蔣介石的庇護：蔣介石可能基於國共內戰和對日本的政策考量，對岡村採取了相對寬容的 態度。蔣介石認為，追究岡村的責任可能會影響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進而削 弱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3. 東京審判未涉及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重點是對日本的主要戰爭犯罪元凶進行追究，集中在政治和軍事 領袖，如東條英機等人，而岡村寧次未被列入主要被告。這可能有以下原因： 南京大屠殺責任的模糊化：南京大屠殺發生時，岡村寧次是華中方面軍參謀長，而非直接 指揮者（松井石根是當時的總司令）。他的責任更多是間接性的。 美國的審判策略：美國希望審判的對象集中在高層決策者，而非前線指揮官。 4. 中國未予起訴 1949年之前，中國曾對一些日本戰犯進行審判，但岡村寧次並未被列入其中，原因可能包 括： 國共內戰的壓力：國民政府無暇全面處理戰犯問題。 外交和戰略考量：國民政府希望在戰後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以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避 免激化與日本的矛盾。 5. 晚年生活 岡村寧次於戰後回到日本，並在1950年出版了回憶錄，為自己辯護。他於1966年病逝，未 曾因戰爭罪行接受過正式審判。 總結 岡村寧次之所以未被軍事法庭審判，主要是因為冷戰背景下美國和國民政府的戰略考量。 美國將他視為穩定東亞局勢的有用人物，而國民政府則基於對日外交的需要而選擇寬容對 待。這種政治性決定導致他免受應有的司法追究，成為二戰後一個備受爭議的歷史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