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卦] 南京大屠殺時中國人為什麼要抵抗？

看一下日治時期東北有多繁華:
長春:
滿鐵長春附屬地以長春站前廣場為中心，建設放射性道路網絡，配之以大型公共建築，並修建電力、照明、給排水、電話、煤氣、醫院、學校、公園等城市設施，修建了大和旅館、滿鐵事務所、憲兵隊、警務署、郵便局等建築。
1916年，日本還從俄國手中買下了二道溝地區552公頃的俄國鐵路附屬地，將其與滿鐵附屬地合併。至1920年代末，附屬地人口
已達26,000人。
《大新京都市計劃》由日本都市計畫專家設計，參考19世紀巴黎改造規劃、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以及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都市計畫設計理論。在規劃中，道路系統採用直角交叉與方格狀結合，設置圓環廣場，加寬道路設計，綠化帶結合公園形成綠化系統。由於大力實施綠化，到1934年整個城區幾乎全部掩映在綠海之中，因而獲得「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稱。1942年時，新京人均占有綠地2,272平方米，超過華盛頓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綠地面積的5倍，為世界大城市之冠。
根據《大新京都市計劃》，行政中心安排在順天大街（今新民大街）一帶。在此建設滿洲國新帝宮、國務院及政府各部。城市中心位於大同廣場（今人民廣場），周圍建有滿洲中央銀行、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國都建設局、首都警察廳。文教區設於南嶺及協和廣場，建設亞洲最大的動植物園和綜合體育中心。社交中心規劃在盛京大路與和平大路（今南湖廣場一帶）。日本人娛樂區設於開運街，建有高級飯店、酒吧、賭場、高級妓院、高爾夫球場、賽馬場等。中國人娛樂區在「新天地」（今桃源路）。鐵路在市區內採用地下通行，交通中心為新京驛（今長春站）和南新京驛（原址現為西解放交流道橋），南新京驛規劃為大型的國際中心車站。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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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的中國河南:
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第一書記吳芝圃廬山會議後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高潮。1959年河南糧食和經濟作物繼續減產，全年糧食產量只有210億斤，但吳芝圃仍然舉著高指標，強調估產為450億斤[6]。另一方面，隨著反右傾的開展，黨內人人自危；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而哪個農民若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關押拘留甚至拆毀房屋。

1959年信陽地區糧食欠收，實產糧食20多億斤，但在反右傾風氣下各縣不敢據實上報。地委辦公室將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後得到72億斤的結果，地委常委（9人）討論時，僅有專員張樹藩一人認為欠收年總產量可能只有30多億斤，最多不超過40億。最後地委按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徵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10億斤。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潢川、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准，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伙，農民開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將軍回到了故鄉信陽光山縣探望病重的母親，他目睹當地鄉民饑荒的慘狀，所以心情極為痛苦。而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美籍學者崔琦，他的雙親都是信陽人，其父就是在1959年餓死的

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縣委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群眾。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但依然有極少數人冒死渡過淮河逃到安徽臨泉、阜南一帶，當地政府也或多或少聽說了河對岸的慘狀，因此並沒有立刻將他們遣返。事件結束後這些人回到家鄉，早已物是人非。

而與此同時，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准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信陽縣監委副書記胡修玉兩次向中共中央寫匿名信反映餓死人的狀況，兩封信均被轉到信陽縣委，胡修玉為此遭到輪番批鬥，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處以勞改[8]，在此期間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

你覺得該不該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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