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俄軍逃兵：長官把我們當作待宰羔羊

歐洲自由電台，2025/08/14
https://shorturl.at/dfxNk

俄羅斯逃兵Vyacheslav Astakhov：我陷入呆滯，有如待宰羔羊

維亞切斯拉夫・阿斯塔霍夫（34歲），來自別爾哥羅德，於2020年簽下合同。兩年後，他試圖解除合同以避免被派往烏克蘭作戰，但這位法醫專家卻被任命為坦克排指揮官並送上前線。他的整個排全數陣亡，阿斯塔霍夫本人卻奇蹟般倖存，之後選擇了逃兵。

「心裡有一種愚蠢的希望，以為這不會牽連到我。」

戰爭爆發時，阿斯塔霍夫正在下諾夫哥羅德州出差進修。

「我清楚地記得2月24日，我們全都坐在兵營裡，張著嘴盯著電視，沒有人相信這是真的。到了早晨，別爾哥羅德的親戚打來電話，驚恐地描述著轟鳴聲。」阿斯塔霍夫回憶道。

在戰爭之前，他學習犯罪學，並在警局工作——一開始在巡邏與警衛部門，之後擔任公共
秩序檢查員。

「我的繼父曾是刑警，那時候對我影響很大。我覺得當警察很酷，但四年後我發現，那裡的人從上到下都已經腐爛了。而且上級開始把額外的工作往我身上推，他們本來應該指派給別人，但我卻答應了。最後連武器庫和物證管理都壓到我頭上，儘管我根本沒有相關的權限。如果我說自己應付不來，他們就說我是懶惰。2018年，有一次我在休假期間，刑警竟然跑來找我，讓我回去處理物證，於是我直接辭職了。」

阿斯塔霍夫回憶說，辭職後立刻陷入經濟困境。他背著車貸，雖然把車賣了，但仍然還不起貸款。2020年疫情高峰時，他在一家商店找到工作，但很快又被裁員了。

「我那時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有個朋友替軍方招募合約兵，他建議我去新地島服兩年役：那裡薪水有雙倍係數，環境也算正常。我原本不想再跟軍隊扯上關係，因為在『義務兵役』時，我浪費了一整年，簡直是免費勞工，高年兵和指揮部的態度都很糟。但債務壓得我喘不過氣，最後我還是答應了。」他回憶道。

起初，他因脊柱側彎與散光被拒收，但最後仍被列入「有限合格」名單。他被派往新地島的一個導彈部隊，但在測謊測試中未通過。之後，他在南島（Yuzhny Island）找到一份柴油電工的工作，負責維修羅加切沃（Rogachevo）村機場跑道。2022年2月24日，他正好在出差進修。

「老師告訴我們，烏克蘭最多一週就會投降。可後來我們在Telegram上看到一支被燒毀的車隊，才明白這場戰爭會拖下去。我們的培訓被縮短了一個月，隨便發了證書，就把人遣返回各自的部隊。」他說。

回到部隊後，維亞切斯拉夫提出休假。他們答應了，但前提是必須簽署延長合同的報告，而他的合同原本在八月到期。據阿斯塔霍夫回憶，他以為自己的部隊不會被派往前線，所以簽了一年的延期，然後去度假。結果他返隊後，才得知莫斯科下達文件，要求把他派去作戰。到了七月，已有大約15人被送往烏克蘭，多半是酗酒有問題的人。
一個月後，一份新的合同下達了，而據阿斯塔霍夫所說，那份合同已經不可能再單純拒絕。

「他們說：『如果你簽了，誰也不會動你；如果你不簽，我們就把你送去前線第一梯隊，直到你現有的合同到期。』他們還威脅要把我關進監獄。我嚇壞了，就簽了下去，相信了指揮官的鬼話。確實有幾個月沒碰我——先是把酗酒的人送走，接著是那些和指揮部有衝
突的。到了九月，他們叫我去，問我的高等教育是什麼。我回答我是犯罪學專業，參謀長就解釋說第三軍團正在找有高等教育背景的軍官：『雖然你的專業不是軍事的，但我們幫你遞交申請，走個過場，他們應該不會要你。』我傻乎乎地同意了，繼續安靜地服役。」他接著說。

一個月後，答覆下來了——他被正式編入軍團。阿斯塔霍夫向連長抱怨，表示自己不打算
去，連長要他寫一份拒絕的報告。兩週後，卻發現那份報告「不翼而飛」。

「他們完全在我背後操作，最後把既成事實擺到我面前：要麼去，要麼因拒絕服從命令而坐牢。但我入伍只是為了還債，我一直盡力避免被送去打仗。第一，我擔心自己的生命與健康；第二，我已經明白那裡到底在發生什麼。我仍抱著愚蠢的希望，覺得不會輪到我。我找了兩個律師談過——一個建議我不停寫拒絕報告並尋求醫療鑑定，另一個則勸我要小
心，因為他們真的可能以拒絕服從為由立案。那時候我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我還在想能
不能用法律手段『躲過去』。」

維亞切斯拉夫接到命令，要他去下諾夫哥羅德州穆利諾村的軍事基地報到，但到那裡後卻被告知他的部隊已經出發了，還勸他最好快點追上，否則可能會被以「擅自脫離部隊」立案。

「那時我開始想，要不要把手上的個人檔案丟掉或藏起來，然後自己消失。」他回憶道。

「可當時沒有任何補貼，我只能靠自己花錢勉強趕到穆利諾。躲在家裡不是辦法，也沒有別的藏身之處。我回到別爾哥羅德，跟家人商量。媽媽說：『留下來，我們會想辦法。』但繼父卻說他們一定會找到我，還會把我關進監獄，勸我去找一個部隊，談一談，讓他們留下我，不要把我送去烏克蘭。」

最後，他在羅斯托夫州的佩爾西亞諾夫斯基村找到一個部隊；同年十一月，維亞切斯拉夫前往那裡。

「我看到的情景讓我震驚。部隊已經出發去烏克蘭了，村裡只剩下一個司令部和徵兵處。來自俄羅斯各地的人一批批湧來——每次十幾個人，大多是志願兵。兵營裡根本沒有足夠
的地方，人只能睡在泥土地上。能找到什麼衣服和鞋就給他們穿什麼，一半是夏季裝，一半是冬季裝。人一到就立刻交出證件，好讓他們更快被送往前線。沒有任何訓練或演習，一批人來了，給他們穿好衣服、發雙鞋，就直接送走，像流水線一樣。我一看——如果這
裡都這樣，那到了烏克蘭會變成什麼樣？我感到極度恐懼——意識到必須竭盡全力避免落
到那裡去。」維亞切斯拉夫說。

指揮部給他發了文件，寫明他是坦克排指揮官。據阿斯塔霍夫說，那些公開表示不想去打仗的人，對指揮部來說就是懦夫和「人民的敵人」——會被強行送上前線。於是他只敢說
自己從未接觸過坦克，也沒有能力承擔責任。

「他們開始忽悠我，說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會把我送去聖彼得堡接受一個月訓練。但我始終沒有在文件上簽字，拒絕接受這個職位，還親自去找管理層請求留下來，因為我根本不會打仗，也沒有準備好。他們仍然說會培訓我，但部隊裡所有崗位都滿了。最後，他們只給了我兩個選擇：要麼當坦克排長，要麼當摩步排長。我心裡萬分沉重，只能選了坦克排。」維亞切斯拉夫回憶。

之後，他被送到列寧格勒州瑟爾托洛沃的訓練營。

「那裡更是一團混亂：大家都在喝酒，環境骯髒不堪，到處是老鼠。訓練只是走過場：教了我們幾天怎麼啟動坦克系統，讓我們打過幾次靶，開了幾次機槍。回到部隊後，我說我們做的根本是莫名其妙的東西，領導立刻對我另眼相看，態度馬上變了。他們說，到了戰場上會教我一切。我這才明白，不可能用正常、講理的方式解決。」

「於是我去了羅斯托夫檢察院，投訴自己在完全不懂技術的情況下被派去指揮。結果首長——一名上校——立刻開始對我攻擊與威脅，說我是懦夫、是逃兵，還說該把我關進監獄
。」

上校隨後叫來了軍區憲兵處的一名上尉，要求他把維亞切斯拉夫帶回部隊。但那位上尉出乎意料地有人性。

「他指著我說：『你看看他，這樣的人怎麼打仗？要有點良心吧。』他們叫我先出去，過了大概二十分鐘，他走出來對我說：『我已經盡力了，但部隊裡所有位置都滿了，他們不會留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去接受一次訓練，這樣至少能拖延點時間。』指揮官們因為我『越級』投訴而不停咒罵，但我回答說，是他們根本沒給我選擇。他們對我徹底惱火，從那以後只用命令的口氣跟我說話。」

在去過檢察院之後，一名少校還拿手機給他看了一段烏克蘭無人機拍下的影片：一輛俄軍步兵戰車被擊毀，乘員全數陣亡，唯一的炮手持續還擊，直到戰車徹底被摧毀。

「他想給我看，什麼樣的『英雄』願意在戰場上送命，好像這很酷。我震驚了。第二天一早我到部隊時，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那裡，神情非常悲傷。我問他怎麼了，他嘀咕著說不想回到這個瘋人院。等到司令部開門時，醫護人員衝進來把他帶走——這小夥子用刀刺進
了自己的肋骨，就為了不回前線。」維亞切斯拉夫回憶道。

「要麼去前線，要麼坐牢。」

接下來的幾週，他在部隊裡睡在地板上，收集士兵家屬的聯絡方式以防萬一，並幫助處理文書工作。然後，他被再次送去訓練——「去的還是同一個單位，情況和上次一樣。」
「我明白，根本沒有法律上的出路，我只能拖延時間。」維亞切斯拉夫說。

回到部隊後，他再次請求留下——令他驚訝的是，他被允許幫忙處理文件。這讓他燃起一
絲希望。他被派往聖彼得堡，去醫院接一名陣亡士兵的遺體，並護送回下諾夫哥羅德參加葬禮。死者只是輕微受傷，卻因敗血症去世。維亞切斯拉夫坦言，當時他完全陷入絕望。

回到部隊後，連長告訴他，一個小時內他將被送往烏克蘭。

「我請他講點人道，行事留點餘地，但他卻笑著給我看一張命令書：『要麼去前線，要麼坐牢。』我當時呆若木雞，就像一隻被牽去屠宰的羊。我默默地收拾行李上路，整個過程中都處於一種恍惚狀態。現在回想，我明白我當時應該立刻處理掉個人檔案並躲起來。」2023年3月10日，他被送到盧甘斯克被佔領的克拉斯尼盧奇，並被分配到馬凱耶夫卡附近的第8坦克連。該連沒有建立記錄制度，他被允許按照規章自行整理一切，他一直做到五月。然而，隨後以殘暴和毒打下屬聞名的第7連連長「維京」成為營長。維亞切斯拉夫開始被派往戰鬥任務——營長說：「準備好吧，你那逍遙的日子結束了，你之前做了天知道
什麼，現在你就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服役。」

「整個連隊的人都在酗酒，我被調到指揮官增援組，和另一名排長一起，負責監督這些酒鬼。」他回憶道。「指揮部立刻說，我要『對人員負責』，要『表現出我是指揮官』，『用任何手段讓他們服從，不喝酒、不胡鬧』。我震驚了，便坦率地和大家談話，問他們為什麼喝酒。他們簽的是六個月的合同，原以為服完役就能回家——有的背負貸款，有的有
家庭，有的想完工自己的房子。但合同最後變成無限期，有些人已經服役九個月，有些甚至一年。大家心理承受不了——所以喝酒發洩壓力。當然，我沒有毆打或施加道德壓力—
—我盡量用人性化方式解決問題。」

據他說，一開始，連隊住在一個廢棄馬廄裡，後來因為持續酗酒，士兵們被派到林中自挖掩體，「作為懲罰——讓他們像狗一樣生活」。但喝酒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指揮部要求對人動手——打他們、綁在樹上、扔進坑裡，讓他們不敢喝酒。他們說：『
不然我們會把你們和他們送去‘暴風’——單程票。』我們的團有個‘暴風Z’，沒有人
從那裡活著回來——他們在前線血腥突擊作戰。七月，連長從酗酒中醒來——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他的所有『功績』都被批准放假——但我們卻被拒絕，理由是士兵從那裡回不來
。」維亞切斯拉夫說。

「我們出任務時，烏克蘭的無人機不斷在頭頂盤旋，炮彈落在坦克附近。」

「日夜都在行動，我們住在坦克上，沒有食物，也無法洗漱。我坐在炮塔上，沒有命令不准下車，即便是返程休整也不例外。幾週後，我告訴營長，炮塔簡直要把我弄死，他同意我拿著無線電坐在距離稍遠的地方。但當連長休假回來，他說：『這都是廢話，你必須坐在坦克上，這才過癮』——他瘋了，喜歡追求腎上腺素。」阿斯塔霍夫回憶道。

他並不隱瞞自己在戰爭中有殺人行為，但辯解說那是「服從命令，為了活命」。

「甚至在被派往烏克蘭之前，我就已經明白些事情，但在那裡才徹底醒悟。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公開說，但連隊裡的人都表現出不明白這場戰爭的意義，不知道我們在為什麼而戰——這都是普京的胡鬧。我不否認我服從命令，否則我早就被送去‘暴風Z’——那是單程
票。我心裡想的就是：去休假可能再也回不來。我按命令行事，雖然明白這是錯的。這是一個艱難的話題——外面很多人會譴責像我這樣的人，認為我應該要麼進監獄，要麼違抗
命令而死在突擊中——或者被自己人射殺。但在那裡的人看法就不一樣。」

據他描述，裝備非常糟糕——都是剛出庫儲存四十年的老舊T-80坦克。

「那些坦克都快報廢了，只有五輛，其中兩輛根本啟動不了——其他坦克壞掉時，我們就
拆他們的零件用。他們不停出故障，我們全靠自己修，整個團連工具都沒有。但他們仍然逼我們開車，威脅說不聽命就送去‘暴風’。」他回憶道。

「第二排長安德烈·西尼欽因愚蠢的命令與營長爭吵——有人被派去整天站在空地上，頂
著無人機和炮火，對待他們極其殘酷。‘維京’開車把他直接送去‘暴風Z’。」

現場有即時懲罰。犯錯的人會被扔進坑裡，自車臣戰爭起被稱作“zindan”，也會被綁在
樹上或坦克上。維亞切斯拉夫記得他的戰友伊凡，第九個月服役時「心理崩潰」——央求
回家，然後大肆喝酒，三次沒有出現執行任務。

「營長來了，把他打了一頓，還把他手銬銬在坦克上三天。但他又開始喝酒，營長徹底爆炸，把他送去‘暴風Z’。之前，他還把整個連隊排好隊說：『這個混蛋不該在這裡服役
，他得被送去暴風，和囚犯一起死在那裡。』伊凡從那裡逃了——在烏克蘭阿夫迪伊夫卡
的民宅區被抓住。最後，他被送進精神病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戰爭中人真的會徹底
發瘋。」

「在那裡根本無法保持心理穩定。」

2023年3月，阿斯塔霍夫被送往烏克蘭兩週後，他的未婚妻克里斯蒂娜決定前往探望他。維亞切斯拉夫幫她聯繫了當地為士兵運送人道援助的志願者。

「到那裡其實不算太難，關鍵是安全問題，但我並不害怕。第一次是坐公車去的，之後由我認識的一名計程車司機載我們過去。作為女性，大家對我的態度很奇怪——很多人都震
驚我竟然來了。那裡並不是封閉區，也不是軍事鎮，只有廢棄的建築和掩體。我就這樣恰巧來到了那裡。無人機和炮火——我親眼見過。」克里斯蒂娜說。

從那之後，她每個週末都去前線看望未婚夫——她和他住在離其他人遠的帳篷裡，也見到
了他的戰友們。

「當然，我是堅決反對戰爭的。但我無法責怪那些被迫身處其中的人。在普通士兵中，沒有人支持這場戰爭，我和十個人聊過，沒有一個想打仗，連隊裡沒有暴力，也沒有殺人狂氣。可他們卻被叫作懦夫，被打。在那裡沒有公正，也沒有 人道 對待，根本不可能與指揮部達成協議，一切都是強制的，威脅隨時存在——稍有挑釁，就會被送去‘暴風’。所
以大家都陷入絕望：在那裡保持心理穩定和理智幾乎不可能。」克里斯蒂娜說。

2023年8月，維亞切斯拉夫被承諾休假，但休假先後被推遲到九月，再推到十二月——10
月10日，阿夫迪伊夫卡發生了大規模攻勢。

「早上，連長集合了全體乘員，自己開車，我被拉到炮塔上。他把命令傳給炮手，兩秒鐘後，砲口沒響，卻聽到一聲巨響——我立刻明白：坦克出事了。我腦中只有一個念頭——
『完了，我們完蛋了』。當我清醒過來時，感覺背部和帽子在燃燒，我站起身，把所有燃燒的東西甩掉。坦克裝甲著火，沒有人呼救——那意味著其他人都死了。我的手和臉被燒
焦，血流出來，皮膚黏在一起，我拿不出手機，所有無線電都被燒壞。我意識到必須趁清醒時逃出去——我忍著劇痛走了大約一公里半到馬路上，營長把我接走，送到醫院——無
線電失靈，他才意識到出了事。」維亞切斯拉夫回憶道。

在頓涅茨克的醫院，他接受了急救和手術。他的雙手被燒傷，臉和耳朵被烤焦，還有彈片卡在膝蓋下方和眼睛裡。克里斯蒂娜來到頓涅茨克，說服醫生將維亞切斯拉夫轉送到羅斯托夫。

「在頓涅茨克，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先治療他，然後送回前線。』在羅斯托夫，他們也說：手沒事，一隻眼睛可能看不見，但這不會妨礙他指揮。」克里斯蒂娜回憶道。

維亞切斯拉夫沒有獲得傷殘資格，於2024年3月出院，得到兩個月病假。他回家探望親人，和未婚妻共度了一段時間，然後決定潛藏起來。

「我處理掉了手機、所有卡片，以及和我名字相關的一切。我在別人名下租了四個月的公寓，但錢快花光了。我開始出現嚴重的偏執——一週才敢出門兩三次，什麼都害怕。經過
警察時，我甚至會顫抖。我們意識到這不是辦法：要麼他們找到我，要麼我的心理承受不了。」維亞切斯拉夫說。

在醫院，阿斯塔霍夫被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他出現了恐慌發作。逃亡兩
個月後，他的焦慮加劇——軍事警察不止一次找上他的父母。維亞切斯拉夫非常害怕搬家
和在陌生地方生活，尤其是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但到2024年9月，他決定逃離國家。

「我意識到自己無法正常生活，因為害怕出門，也沒有工作機會——而在這裡至少還有一
線希望。我聯繫了『走向森林』，通過了面試——沿著他們提供的路線去了亞美尼亞。」
阿斯塔霍夫回憶道。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九個月。

「在亞美尼亞，我做各種零工，總得活下去，支付房租和生活費。我在學習程式設計，希望成為測試工程師。錢總是不夠，夜裡還會做惡夢，受損的眼睛會痛。有時候我覺得沒有它也許更好，那層模糊的薄膜太干擾視線了。」阿斯塔霍夫說。他坦承，和仍在俄羅斯的未婚妻一起，他們夢想搬到「更安全的國家」，那裡可以做手術，至少部分恢復視力。
據人權組織「走向森林」員工伊萬·丘維利亞耶夫說，對俄羅斯軍人而言，叛逃不是選擇，而是一種機會。

「一旦到了烏克蘭，他們通常會被延後派往戰鬥任務，但不能隨便跑。他們身處佔領區，處處都有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國民警衛隊和軍事警察檢查站。一切都暴露在眼前，叛逃未遂的士兵可能被扔進坑裡、地下室、或‘暴風’，也可能從零開始重新服役。」丘維利亞
耶夫說。「所以他們通常從醫院叛逃——相對安全。還有‘計程車司機’——當地人願意
用車幫人穿過檢查站，但這風險也很高。這也是為什麼很少有人從單位逃跑——可能除了
那些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囚犯。」

--
You ask, what is our aim? I can answer in one word: victory. Victory at all
costs, victory in spite of all terror, victory,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may be; for without victory, there is no survival.
~ Winston Churchill, 13 May 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