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荊尸授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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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尸授孑[起]

《左傳》當中提及楚國的陣形，稱為「荊尸」，傳統上依杜預注，解釋「尸」為「陳」，故而說成是一種陣形。不過，由於20世紀出土的簡牘資料當中「荊尸」一辭都與曆法有關，目前通說當中認為「荊尸」係月份名稱的說法也廣為學者所接受。「荊尸」究竟是陣法中的一種，還是曆法中的一個月份呢？有的學者認為《左傳》中的荊尸只能是一種軍陣，解釋為月份則上下文不通，兩者不可調和 ；也有學者認為《左傳》中的「荊尸」並非月份，但兩說可並存，不過沒有提出調和的說法 。

這個問題的解決，得從楚地缺馬的戰略形勢談起：

「(晉平)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向)而不濟？』」(《左傳》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

晉平公的意思是晉國既有天險、又多產馬，而齊、楚國內正遭難，有此三者，指哪打哪，所向披靡。這裡的多馬是相對於敵國而言，尤其是長期與晉爭強的楚。既然楚地缺馬，那麼相對於雲夢盛產的兕、牛、犀、象，馬是更適合聚斂的資產。《國語》〈楚語下〉記載鬥且見令尹子常，子常問他如何「蓄貨聚馬」，一到家鬥且便向自己弟弟宣告：

「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矣。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妨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尤，太過)則闕(缺)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 」

鬥且將馬與貨對舉，說兩者聚斂於民，聚斂過多則不免人人有離叛之心。這裡不明講聚斂了哪些「貨」，單提馬與貨對舉，可見馬作為財富的象徵還比楚地其他寶貨具體。《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棄疾路經鄭國，贈給鄭伯、鄭國上卿、亞卿、下卿的禮物就全都是馬。馬作為到手也不該招搖、以免惹來奇禍的奇貨，也體現在《左傳》其他記載中。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楚令尹子南的寵幸觀起沒有增加俸祿就有馬數十乘，不但楚人懼怕子南的勢焰，楚王還動了行兇的念頭，子南在朝廷上被殺，觀起則慘遭車裂。然而繼任令尹的薳子馮還不記取教訓，其手下「無祿而多馬」的親信就有八人，比子南還誇張；多虧了申叔豫點醒他子南的覆轍，薳子馮才將八人辭退，楚王才安了心。

楚地缺馬，也表現在拉車的馬不足，因而有以次充好的傾向。《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晉、楚戰於邲，晉軍大敗；逃跑的晉軍戰車陷於坑中進退不得，楚人卻不但不追擊，還教晉人拋掉戰車上的什物減輕負重，終於逃脫：

　　「晉人或以廣(廣車)隊(墜)不能進，楚人惎(教)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晉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晉人雖然逃得一命，卻不感激，還反唇相譏說楚軍果然逃跑的經驗豐富，知道該如何拋卸負載好掙脫陷坑。其實楚軍的經驗也可能來自於日常馬力不足，不得不時時減載好通過險阻。楚地的役馬馬力不足，也反映在車輛上，車高矮得適應當地馬匹；《史記》〈循吏傳〉記孫叔敖故事，其中一則便是「楚民俗好庳(低矮)車，(楚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先秦的雙輪馬車從車輿中央伸出車輈(轅)，車輈前的兩軛架於馬肩，車本身越高，負重轉嫁到馬身上便越多，馬受壓多了車便拉不動，因此馬肩高與車輿高必須相稱。楚莊王認為「庳車不便馬」，多少是沒察覺到自己乘車駕馬，肯定用上的是楚地最好最稱頭的高頭大馬，就沒想過民間並沒有那麼多合格的馬匹。

戰車缺乏合格的役馬，結果不是戰車得用次等馬駕車，就是根本找不著駕馬的戰車，從而減損了車戰時可投入的戰車兵力。缺乏合格役馬的狀況可能也出現在春秋時期的鄭國，鄭國進貢給晉國的小馬就連累了晉君，儘管對鄭國來說，能用來進貢的馬恐怕是鄭國本地能找到最好的了。《左傳》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晉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原；可能是因為晉軍已經接連三敗，此時缺馬，晉惠公所乘車竟然是由鄭國進貢的「小駟」所牽引；本來要擔任車右而被晉惠公拒絕的慶鄭就反對用鄭國的小駟駕馬，預言「君必悔之」。果然韓原一開戰，晉惠公的小駟陷入泥濘中進退不得，路過的慶鄭又棄君而去，晉惠公遂被秦軍俘虜。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的記載則從側面暗示了鄭國馬駟拖車的能耐：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字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夾輈以走，子都拔棘(戟)以逐之，及大逵(大馬路)，弗及，子都怒。」

公孫閼和潁考叔爭搶好的戰車，哪知潁考叔拉起車轅就跑，而且竟然比公孫閼快，拉著車還跑得對方追不上。這裡固然是誇張潁考叔的身體好，但鄭國的馬車壯士拉起來能跑給人追，也就反映了鄭國馬匹拖車的力道如何有限了。

鄭國缺馬拉戰車的情形也反映在陣形上。先秦流行車戰，不僅僅是以車為戰(實際上戰車的作戰能力未必比步卒優越，《左傳》當中不乏擔憂戰車被步卒「侵軼」 的記載)，更要緊的是以車列陣；戰車速度較徒步的步卒快，所占陣地又相當於十幾名步卒，以三人四馬為單位搶占陣地，自然比十多名徒卒快便。而假若缺馬、缺戰車，在車戰列陣時便頗為不利，戰車數量劣勢的一方就有調整戰車配比的必要。這些就體現在魯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與鄭莊公交鋒的繻葛之戰中：

「(周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衞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

『陳亂，民莫有鬥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衞不枝(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
集事。』

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關於「魚麗之陳」究竟為何，說法甚多，比較有共識的解釋集中在「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一句話上，說這是當時戰車與徒卒間最基礎的配置，陣前戰車列陣(「先偏」，「偏」是戰車的基本單位，一般來說一偏有車十五乘)，陣後與戰車左右則以步卒填充隙縫(「後伍，伍承彌縫」)。史書一般記變不記常，「魚麗之陳」見於記載，可見得是因為不常見甚至前所未聞的緣故。藍永蔚在《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中推定先秦戰車的徒卒是以「兩」(5個伍，25人)為單位，典形的列陣方式是四個「兩」分布在戰車的前後左右；而「魚麗之陳」則去掉了戰車前的「兩」，所以是一種創新 。其實既然戰車比徒卒快捷，讓徒卒圍繞戰車而陣只是妨礙戰車行動而已；「先偏後伍」既是車、徒在陣中靜態的先後排序，也是列陣時的動態次序。「魚麗之陳」特殊之處不在於戰車與徒卒彼此之間如何搭配擺布，而在於繻葛戰前，子元擬定先打擊周王側翼蔡、衞、陳的計畫：既然要先擊敗對手的側翼，那麼能夠快速行動的兵力自然得集中配置在鄭軍的側翼，也就是說戰車當集中於兩翼；至於鄭軍的中軍，由於戰車被抽調的緣故，自然得拿步卒充數，填塞原本應該是戰車的陣列，所謂的「魚麗之陳」指此。

再考量鄭莊公是以一國敵四國，恐怕一開始鄭軍的車乘數就少於周、蔡、衞、陳，這種兩翼集中戰車、中軍以步卒填充當陣的配置也就變得更為明顯；而從傳文中以「王卒」來指代周王的中軍來看，恐怕周王為了應對鄭軍加強的兩翼，也用上了不少車乘加強側翼，中央也只好以徒卒來填塞陣列。整場繻葛之戰的過程果然如子元所料，兩翼先擊敗敵軍，然後鄭軍才合圍周王；中軍並非致勝的關鍵戰力，其「魚麗之陳」的著眼點當然也不會是作戰的效益。

「魚麗之陳」雖然首見於此，但鄭國以步卒當陣的紀錄很早，繻葛之戰前十二年(公元前719年)，宋、陳、蔡、衞四國聯軍伐鄭，「諸侯之師」就曾擊「敗鄭徒兵」 。大概也是因為車乘較少的緣故，此時鄭軍不得不以徒卒列陣，但還沒有想到將車乘集中在兩翼的辦法，或者雖然集中了但側翼仍然不敵，於是敗北。這就意味著只依賴戰車當敵而不加強列陣的徒卒，那麼戰車一但失敗，徒卒也只有跟著望風奔北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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