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齊五家兵[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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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五家兵[轉]

這種動員民間而非由政府全權主導的參戰模式，也反映在齊國的兵器銘文上──齊地
出土兵器與三晉、燕、秦相較起來十分特異：戰國兵器的製造，一般都遵循「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原則，兵器完成後再刻上鑄造、監造者的名字，表示負責以便稽查；唯獨齊地是這項原則的例外，不但銘文非常少，通常也只刻地名或所有人的名字，監造職官與製造者名諱則根本不刻。其中還有一部分銘文是城市名與里名，據學者黃盛璋的分析，其中部分里名是陶匠聚居之所，銘刻里名的兵器當為鐵匠、陶匠私家企業所造 。換言之，齊國的兵器不是歸個人所有，就是由工商業私營者所造所有；這兩種兵器風格分別對應了有相當經濟基礎的個人、以及同業一同參戰的僮僕。

齊地兵器只簡單銘刻人名地名，春秋時期已然如此。換言之，與其說是與列國不同，不如說沒有跟風變法的齊國還殘存了不少貴族舊風；由於沒有政治體制上的劇烈變動，此種殘留鑲嵌進了戰國以後經濟更趨發達的社會。《呂氏春秋》〈離俗〉中的一篇故事就反映了這種鑲嵌與格格不入：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先秦諸子講故事常常是為了講明道理吸取教訓，但「亡戟得矛」是個憋腳的典故，《呂氏春秋》把他講成一個貫徹戰鬥精神到底的故事，然而教益在其自身的脈絡中就被消解了，原本的意涵則隱晦不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深感不快，還想返回戰場；他身旁的
路人卻已經無法理解這其中有何不快。究竟有何不快？戟與矛在戰陣中的位置是不一樣的。《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殳〉中引用了《司馬法》的一段佚文 ，在說出「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難以進攻)，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銳)，閱則易亂。太犯則不濟」、陣列中排布兵器的原則後，接著寫道「故初列弓戟間焉，次列殳矛間焉也」，注釋者解釋為「一弓一戟相間」、「一殳一矛相間」。戰陣上打前鋒是最危險的位置，必須有最好的裝備防護，戟相對於矛更方便拒止敵人；而弓箭又是最難上手的兵器，六藝當中與車藝並列。換言之，矛與戟之間的差別既反映了兵器有異，佈署位置的不同還反映了戰技的教養、戰具的齊備與否，暗示了戰士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與編戶齊民以後耕戰之民地位趨於齊平的秦、三晉社會不同，齊國的軍隊組成一直保有社會階級上下二元的特徵；但即便是齊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戰爭規模的擴大，軍隊裡的普通人不減反增，不常上戰場、上陣通常也只在陣後助威吶喊的常人多了以後，對於前列戰士的身份優越感已不容易理解。亡戟得矛反映了兩個階級理解戰陣時的落差。

其他的史料裡也能見到這種一分為兩的齊國軍隊。《說苑》〈尊賢〉第三十二章說到田忌政變失敗後逃到楚國，楚王問道齊、楚要是開戰，「為之奈何？」田忌答道：

「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擒)將軍首而反(返)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

果如田忌所料，齊國先派遣申孺為將，被楚軍大敗、大將被俘；齊王不勝其怒，又派了眄子為將，結果楚國動員四境之內後也只勉強打了個平局。事後楚王詢問其中道哩，田忌是這麼說的：

「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在田忌的理解中，齊軍當中明顯有「賢」、「不肖」兩階層的區分，而只有眄子能夠同時有效統領這兩類人發揮最大戰力；只能統率其中菁英的田居則沒有那麼大威脅。在魯國為將時就曾擊敗齊國的吳起，則是利用齊師一分為兩的調性提出敗敵之道：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吳子》〈料敵〉)

換言之，雖然齊軍當中富裕的將士在陣前有很好(也就很笨重)的防護，迎頭難以痛擊，但在陣後列隊的士卒沒有奮戰的誘因，前列後列不同心；針對於此，可以繞過敵前左右迂迴敵後，打擊敵陣戰力與戰意都較次的部分。所以說富裕的齊師雖然可以讓著甲更多更重的甲士列陣，那些經濟條件較差的人則成為陣中的弱點，整個陣勢也只是看起來穩重，其實並不堅韌。

《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既立〉這篇提到齊國乘燕國內亂伐燕，說齊師是由「章子(匡章)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學者楊寬將「五都之兵」解釋為常備兵，認為這就是孟子所提到的「持戟之士」；而「北地之眾」之眾則是北地臨時徵調來的壯丁
。五都還是舊制遺留，戰國諸雄的地方制度大抵都郡縣二級化，唯讀齊國不設郡，仍沿襲城邦時代「國」以外的大城稱為「都」的習慣。據此可推論所謂的「五都之兵」、「持戟之士」，應該是春秋時期國人武裝的延續，故稱為「五都之兵」；戰時陣頭列隊，故稱為「持戟之士」。但楊寬又把「五都之兵」、「持戟之士」等同於《荀子》所說的「技擊」、《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篇中的「五家之兵」，把「北地之眾」說成是征伐來的壯丁，則值得商榷。正如前述，荀子所謂的技擊大多是沒有本賞、靠戰功贖身的僮僕之人，參戰的積極性能動性是很差的，荀子給他們的戰力評價極低(《荀子》〈議兵〉)：

「是事小敵毳(脆)，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既然說「技擊」差不多等於「賃市傭而戰」，其戰力大概就是韓信「驅市人而戰」的等級，在戰陣上容易動搖、鳥插翅欲飛一般立不住陣腳，只好強迫他們死戰、各自為戰。這大概也是前面提到的《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兵書開始正面評價「死地」、「絕地」加以利用的具體背景，而這個背景所在的地理範圍則是以富庶的齊地為中心、幅射至魏、趙等地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圈，與戰國封君養士風氣所及大致重疊。封建時代的貴族武士漸趨沒落、以致於不得不使用較次的兵員來應戰，僅憑戰士的戰力已不足以獲勝，如斯環境正是突出將帥的軍事造詣、先秦兵學發展的沃壤；後世所謂的武經七書當中，《司馬法》、《六韜》、《孫子兵法》都是齊國的兵學，《尉繚子》、《吳子》則與魏國關係較大，五本書恰好都誕生於東方社會。韓信說自己將兵是多多益善，後來向劉邦請封齊王，說到底正是自信兵學掌握的好，別人指揮不來、齊地盛產的「亡國之兵」在其麾下反而能發揮戰力的緣故。

不過，除了「死地則戰」的應用法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幫助市傭們立住陣腳──給他
們提供能移動但不容易移動的屏障。在《六韜》虎韜〈軍用〉一節當中提到了用兵萬人相應得先備齊的戰具，包括「武衝大扶胥 三十六乘」、「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四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輜車騎寇」(原文佚失了數量)、「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等等。原文把這些都當作戰車一併交代，但其實前四種、後三種戰車的類型不同(表請見網誌)：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提翼小櫓扶胥」都搭配了「絞車連弩」，「大黃參連弩大扶胥」名稱裡就有連弩；而「武衝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武翼大櫓矛戟扶胥」、「大黃參連弩大扶胥」都說是以「材士、強弩、矛戟為翼」，提翼小櫓扶胥用的則是「鹿車輪」(獨輪手推車)，前四種戰車顯然不是先秦那些衝鋒陷陣用的戰車。後三種戰車裡的「大扶胥衝車」說是「螳蜋武士共載」、「矛戟扶胥輕車」「螳蜋武士三人共載」，不像前四種戰車有其他士兵翼衛，也沒有搭載連弩；「輜車騎寇」有「電車」之名，「兵法謂之電擊」，「矛戟扶胥輕車」的使用在兵法上則「謂之霆擊」，「衝車」、「電車」、「輕車」的名稱，意謂著後三種戰車才是先秦的駟馬戰車。

上文〈軍用〉裡提到一軍萬人共配戰車484輛(車、步比為1:20)，這和《戰國策》當中策士經常提到的1:1000的車、步比例(好比說，楚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說楚國是「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相比，戰車數量顯然偏多；即便對照《六韜》犬韜〈均兵〉當中「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的戰力換算也還嫌多。但如果考慮到其中288輛「戰車」其實是充作屏障擺車陣之用(《六韜》豹韜〈分險〉已有「車城」一詞)、剩下196輛才是駟馬戰車，車、步比例就降為約1:50，合理的多。

而使用車輛作屏障、不單靠人員列陣的結果之一，則是一軍當中使用弓弩的射手比例得以大增。〈軍用〉給一軍萬人配備的武裝，是「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射手占了六成，前列的戟盾、後列的矛盾則各占五分之一而已。孫臏麾下的齊軍能在馬陵道萬弩射龐涓，前提正是齊師已先發展出大量用弩的陣形與編制。

這就說回到「五家之兵」與「五都之兵」的不同處；《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提到的「五家之兵」得放在整段脈絡裡一起解釋：「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原文當中的「五家之兵」，是相對於「軍役」而言；而「軍役」未嘗發於遠縣，則是因為光是臨淄就足以徵發勝兵二十一萬。先秦諸國的齊民化，其實是軍役的負擔者由社會高層至底層、逐漸增加擴大的過程；但齊國由於經濟發達，靠著私家大族、工商業者透過市場徵召的勞動力，就足以應付兵員增加的需求。臨淄為五都之一，賦擔軍役的士卒即為五都之兵，在原文脈絡中顯然不同於五家之兵。而從「齊車之良」與「五家之兵」對舉的脈絡來看，五家之兵所指的，應該就是《六韜》當中必須依托車陣作戰的「市傭」、「市人」。

那麼為什麼叫作「五家之兵」呢？其實高誘的注解非常簡單：「五家，五國 」。聯繫到前面所說齊國一貫招來異國人民的國策，「五家之兵」所指的，其實正是那些著眼於經濟前來逐利就業、戰時則隨著工商業主、養士的封君同入軍旅的他國士民。《戰國策》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說了這麼個故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與井陘之戰韓信乘著趙兵空壁來逐的間隙拔趙幟、立漢幟不同，匡章派出偽裝成秦兵的奇兵，得在秦軍當中潛伏了好一陣子，以至於斥候都向齊威王通報了好幾次。這種偽裝能不被識破，除了套用秦軍的旗幟徽章以外，恐怕也是多虧了有遠道來歸齊國的秦人參雜其間，才裝得像模像樣，進而裡應外合大破秦軍。

利用他國人民打敗他國的辦法，實際上也是齊國國策之一，《管子》〈兵法〉篇就說「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齊國乘燕國子之引起內亂的空隙「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恐怕這裡的北地之眾，並非如楊寬所說是徵發齊國北境的人民服役，而是利用敵國的內變趁亂吸收燕民加入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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