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昆德拉──永劫回歸

※ 引述《ostracize (bucolic)》之銘言：
: 昆德拉的身份，用台灣話來說就是抓耙子，不知道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有那麼多人迷他。: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7/blog-post_37.html
: 余杰 | 與昆德拉的相遇及告別：流亡不是逍遙，而留下來抗爭不是媚俗
: 余杰 / 上報 20230714
: 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 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 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 個重要差別。
: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 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 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 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 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 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 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 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 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 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 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 ，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 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 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 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 」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 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 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 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 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 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
: 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 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 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麽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 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 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麽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 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 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 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 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 。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淒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 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 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 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 兩面性。
: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 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 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 ，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 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 ，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 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 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蒙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 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 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慼A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 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 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洩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洩，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 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癡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癡迷，這些東西以這種: 或那種形式，反復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 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 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 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一直以來，我都深深地，強烈地憎惡那些動不動就要在藝術作品裡找尋「態度」
(政治、哲學、宗教等等)而不管這件作品想要了解、抓住哪個真實人的面向 』

—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

對於原PO的疑問其實這句話就夠了，剩下來的是想聊聊對這篇文章的一點看法

首先『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這句話並不是
昆德拉的名言，而是他在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得獎感言:

『有一句猶太諺語很令人驚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是為什麼
上帝看著人類思考就要發笑呢?因為人在思考而真理卻逃離他。因為人們越思考，一個人的真理就會離另一個人更遠。而真正原因，是因為人從來不是他自己想像的那樣』

第二是，昆德拉從來沒有將流亡視為逍遙，更不是居高臨下:

『......我的處境就像從行星飛出的流星一般，我脫離了那個跳舞的圓圈，而直到今天，我還在不停地墜落......墜落的那些人(我也身列其中)對於失去的圓圈總是懷抱著某種
私密的鄉愁......』

沒錯，這是昆德拉本人的聲音，但這並不代表他寫小說是為了抒發自己的私密經驗，而是依然圍繞著這本小說的主題(儘管是以離題的方式):關於笑與忘。

第三是有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內容:那篇請願書到底是說了什麼?

托馬斯面對下巴像鞋拔的記者和他兒子時他起初猶豫再三，而決定簽字時他想起了特麗莎:她，六個偶然的產物，她，在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邊。
在政治犯與特麗莎之間，他選擇後者。
後來請願書引發媒體大肆報導，托馬斯為自己的選擇又開始感到疑惑了，他還是不確定
到底該不該簽名，接著他浮現一個想法:國家的歷史與人的生命都沒有重來的機會
人類生活在地球這顆無經驗的星球上，沒有辦法比較哪個選擇才是最好的，國家的歷史
只能是匆匆畫下的草圖。
托馬斯想起那位記者，他的行動從來不把歷史視為一張張草圖而確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確
的。他活在不同於托馬斯的歷史裡，這使托馬斯湧上一股鄉愁。

昆德拉說過，托馬斯這個角色是由輕、重這兩個關鍵詞構成，事物的輕與重不斷呈現在
托馬斯面前，藉由這些思考輕與重的內容使我們能理解托馬斯這個角色。

所以......有關請願書的篇章是在嘲笑那些人是「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嗎?

確實當時參與政治行動的捷克人容易這麼聯想，但這涉及我們看待小說的方式，
昆德拉寫小說不是為了宣揚他的理念更不是為了攻擊什麼人，而是為了「在已然成為
陷阱的世界裡探索人類的生活。」
他跟哈維爾的不合不只是政治上(當時昆德拉認為即使蘇聯進佔捷克，捷克共產黨
還沒全盤皆輸，而哈維爾認為要拯救捷克只能另尋他路)而在看待小說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哈維爾的確是了不起的政治人物，但他將小說內容與昆德拉本人的政治態度綁在一起
並不是理解昆德拉小說的正確方式

最後來談文章裡其他人對於昆德拉小說的看法

關於中歐的討論1988年的里斯本文學會議有還滿詳細的討論，有興趣可以google
The Lisbo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有逐字稿
布羅茨基並不認為存在所謂的中歐，有的只是波蘭文學、保加利亞文學、捷克文學等等，他是用語言的方式區分而不是將特地區域劃分為一塊(儘管喬伊斯可能會抗議這種分法)
對於昆德拉的中歐概念提出異議的人其實非常多，但也就僅止於歷史層面而非藝術層面。而米沃什的評論是想從小說的內容還原出作者本人的態度，他沒有理解到小說的反諷
並不是想嘲弄什麼，而是引人思考，是「問號的詩意」。(必須說不少詩人在看小說時都有這種傾向，除了米沃什和上面提到的布羅茨基還有安娜·阿赫瑪托娃。確實讀一首詩
這樣的方式還算適用(尤其是抒情詩)，但在小說上就不一定是這麼回事)

米蘭·昆德拉的身分只有一個:

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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