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17世紀，一個步兵團的小故事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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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鬥在17世紀的士兵中很常見，這揭示了他們世界觀的一個重要元素:捍衛個人利益的必要性，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興趣是榮譽，是士兵生活的一個關鍵部分。許多關於決鬥的歷史研究都把它分析為一種精英社會習俗；維克多·凱南(Victor
Keirnan)認為，決鬥與特權地位的社會團體有聯系，是這個階層為了證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自我吹噓，就像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戰鬥一樣，決鬥是歐洲貴族為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付出的代價。

萊恩·佩德森(Ryan Pederson)將近代早期法國的決鬥與騎士思想的延續聯系起來，這是
“貴族暴力經濟”的一部分；16和17世紀的法國貴族可能不是中世紀的騎士，但他們相信
自己和他們很像，他們的決鬥是中世紀單人作戰傳統的延續，後期對決鬥的研究將焦點擴大到比貴族更多的群體，如德國、法國或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男子。盡管如此，這些決鬥者仍然是精英，決鬥加強了他們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根據Spierenburg的說法，下層階級的決鬥與上層階級的決鬥一樣流行，這揭示了儀式、榮譽和男子氣概。這些不是毫無意義的爭吵，持刀的戰士們按照共同的不成文規定行事，確保他們的戰鬥是平等的。械鬥遵循著一種儀式過程，有普遍被認可的動作和經常說的話，械鬥通常很快地就結束。

荷蘭男性也會打架，這是正常社交的一部分，荷蘭男性通過這種正常社交來爭論，測試彼此的勇氣，確認他們的社會地位平等。德國的城鎮居民也參加決鬥，他們對決鬥的公平、重要和貴族決鬥一樣被重視；直到18世紀，決鬥才被重新定義為鬥毆被定為犯罪。士兵們同樣遵循著此不成文的社會準則，在曼斯菲爾德兵團中，有一名按照這種準則生活的士兵--他勇敢無畏，樂意決鬥，和朋友一起抽煙、付酒錢，他就是一個“正直的人”
(rechtschaffener Kerl)。這個詞有“按部就班”的意思，但士兵們並不用它來形容那些
服從上級、聽話的士兵。

17世紀引人注目的是對軍銜相對寬松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寬松的態度可能是由於團的臨時性以及隨之而來的軍銜流動性。在文藝覆興時期，戰場上沒有統一的或固定的等級制度，也沒有明確的指揮系統，權力是根據出場的人來臨時分配；1620年代，當曼斯菲爾德團還存在的時候，他們仍然頻繁解散，經常留下他們的前軍官處於不確定的位置，軍官們經常變換角色;文書可能會在下一場戰役中成為中尉，一旦連隊解散，它的階級秩序就瓦解了；約翰·雅比·馮·瓦爾豪森指出，一旦旗子被從旗桿上扯下來(解散連隊)，最
輕浮的士兵會說:"嘿，夥計，你以前是我的軍官，但你現在屁都不是"，開始揍他以前的長官，只是因為以前他曾經頤指氣使。

在沒有明確劃定權責範圍的社會中，人不斷感到需要被尊重，並堅持自己應該要獲得尊重，所以人們通過競爭和暴力來維持名譽，這可能就是為何我們在17世紀的雇傭軍中看到這類的行為多於後來的軍隊；就像沃爾夫岡·溫克爾曼(Wolfgang Winckelmann)到達倫巴後的第一年就和他的中尉費利克斯·斯特德(Felix Steter)發生決鬥，他大喊，“是我來指
揮你，還是你來指揮我?”

1626年4月12日，傑梅韋貝爾·瓦倫丁·馮·特魯特勒和士兵-喬納斯·埃克特在倫巴第的
村莊一起喝酒，後來埃克特無故毆打村官，農民們圍了過來，威脅說要把這些士兵打死；在這場騷亂中，馮·特魯特勒反覆訓斥埃克特，並命令他“把劍收好，回到自己的房間里
，直到豪普特曼上尉過來。”但埃克特拒絕了，他不僅拒絕把劍回收劍鞘，而且還責備了傑梅韋貝爾為何站在農民的一邊?最後，傑梅韋貝爾與埃克特決鬥，4月16日，埃克特因傷去世。

馮·特魯特勒被無罪釋放，不僅因為他的行為是出於自衛，還因為埃克特的不服從；然而，馮·特魯特勒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拒絕與埃克特決鬥，因為這樣做會降低他的社會地位，他也沒有要求團當局懲罰他那桀驁不馴的部下，理論上馮·特魯特勒在發號施令，埃克特應該服從命令。如果沒有，他就是不服從命令的，令人厭惡的，這是用來形容叛變士兵
的同一個詞，相反，他拔出劍來戰鬥；馮·特魯特勒和埃克特視對方為合法且平等的對手，不會因為馮·特魯特勒是貴族，埃克特是平民而有所差別。

士兵蹲在別人的小屋里，睡在一張床上，他們的生活與他們的上校截然不同；上校住在鍍金的帳篷里，或是征用來的漂亮房子里，但他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致力於保護自己的榮譽、名譽和地位。17世紀的士兵屬於“工人階級”，17世紀的士兵不認為自己與軍官屬於
不同的社會階級，相反，普通士兵和許多軍官都是普通生活方式的參與者，這與19世紀的士兵不同，這種文化隱含一種平等;諷刺意味的是，這可能導致士兵更難管教，軍官與士兵的衝突更烈。

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士兵形成了一種亞文化，這是一個圍繞某些活動和價值觀的群體，這些活動和價值觀具有足夠的獨特性，使他們有別於主流文化，並沒有完全與主流文化脫節。例如，武器的使用在當代德國社會非常普遍，男性公民被要求在必要時用武力保衛自己的城市，士兵們來自平民世界，最終可能會回歸社會。盡管士兵們對平民進行暴力和掠奪，但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積極的關系，有一個人非常喜歡住在他家里的騎兵，他稱呼他們為“親愛的兒子們”，而且在他們離開後還不厭其煩地給他們寫信。

17世紀的職業軍人也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的穿著與同時代的平民不同，在他們買得起的時候，他們穿著精致的服飾；西班牙士兵穿多種顏色的衣服，而不是平民穿的西班牙黑色。他們說話也不相同:想想他們在討論決鬥時使用的軍事詞匯，曼斯菲爾德兵團也有自己的黑話。盡管斯瓦特和伯謝爾認為16世紀後士兵地位下降的部分依據是用來指代他們的詞發生了變化，從驕傲的Landsknecht或Knecht變成了受壓迫的Soldat，但至少在17世紀早期的文獻中，仍將步兵稱為“Knechte”，即Landsknechte的縮寫。

或許在他們自己的評價中，認為自己是精英；除了用暴力捍衛自己的榮譽之外，士兵們還通過行使相互戰鬥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地位；當特里普蒂斯鎮的法官和他的隨從跑出去阻止火槍手喬納斯·貝克和梅爾基奧·施羅特在街上互.毆時，貝克大喊:你在說啥屁，我們
是士兵，我們有權打架。

1625年8月7日，大約晚上8點，希羅尼穆斯·塞巴斯蒂安·舒茨吃完飯後，玩弄槍枝取樂
；這槍可能就是你在17世紀的繪畫中看到的那種，有輪鎖，槍管長度和人的前臂一樣長，口徑大到足以讓你的食指舒服地伸到槍管里；手槍意外地走火了，擊中了他的好朋友漢斯·海因里希·托爾林，打中了他的了右眼，然後直接從背後射了出去。

在對舒茨的審判中，證人明確表示，舒茨和托爾林之間沒有任何敵對關系，團部法庭認定這是一場意外，舒茨被判無罪，但他必須宣誓凈化，法庭還告訴他，他應該更好地保管自己的武器。

9個月後，舒茨又跟別人起了衝突；費利克斯·斯特爾在法庭上控訴舒茨污辱了他；舒茨
用德語、意大利語，可能還有西班牙語或法語罵他:“Du schinder, Du hundt, Caion,
Du Bestia”——你這剝皮鬼，你是狗，你是睪丸，你這畜生。

在大街上當著其他士兵的面侮辱斯特爾已經夠糟糕的了，但舒茨如果叫斯特爾schinder，即剝皮者或剝皮者，則是一種極具破壞性的侮辱。剝皮者靠處理死去的動物和人的屍體和皮為生，當代德國社會認為這些物品是骯髒的—除非你在施魔法；剝皮者和劊子手是社會上的賤職，被人所歧視。如果這兩人是普通士兵，早就拔劍相向；但因為這兩人都是連上的第三等級軍官，所以斯特爾決定在團部法庭上討回公道。

斯特爾宣稱連上的士兵都會挺他，因為許多軍官和士兵，他們和我一起喝過酒，他們作為證人，不會隱瞞實情；但被審問的人都不記得舒茨有侮辱斯特爾；班長馬修斯·波爾
(Mattheus Pohl)聽到“中尉在對舒茨大罵了一頓之後還說，他有充分的理由把那面旗幟
據為己有；在17世紀20年代，一個旗手每月賺70古爾登，在連上排名第二，而中尉每月賺60古爾登，排名第三，班長認為斯特爾想要舒茨的職位。

馬修斯·斯坦納(Mattheus Steiner)和法庭上的其他人比斯特爾更狡猾；直到5月20日，
斯特爾再次出現在他們面前，反覆抱怨，他們才作出回應；他們聲稱舒茨不得體的話攻擊了他的中尉，現在斯特爾被宣布為光榮的。但是他們繼續說:因為，不管斯特爾還是舒茨，一定都喝醉了;根據《戰爭條款》的建議，每個人都必須遠離醉酒，在沒有隊長的情況下，軍官和普通士兵都必須拿出最好的榜樣；因此，他們兩人是否同時被捕，由中校全權決定。

他的語氣是幽默的，尤其是對飲酒禁令的部分；許多部隊的《戰爭條款》中都有飲酒禁令，但在實踐中無人做到；法庭成員不能稱斯特爾是騙子，因為那樣會誹謗他，但言下之意很明顯:法庭知道斯泰特一直試圖讓證人為他撒謊，法庭知道他想幹什麽，所以把事情了結掉；如果他試圖進一步追究，他將受到懲罰。

資料出處

The War PeopleThe Daily Life of Common Soldiers1618-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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