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法有無違憲

我國 憲法 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所以言論自由早已是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基本權利。

人權發展的軌跡中，言論自由永遠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權利，人民藉由資訊的交流與傳播，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能針貶時事、針貶政策、鞭策政府，以至於極權體制國家，總是以箝制言論自由來達成政權維持的目的。而民主國家，無論政權如何更替、法律如何增修，也絕對不會去摧毀言論自由保障的核心價值。

此次ＮＣＣ所提之「數位中介服務法」立法草案有許多粗糙立法的痕跡，例如訊息真假尚難確認，主管機關卻可以調閱民眾資料，是否已經侵害人民隱私權？「資訊限制令」要求法院在受理48小時內要裁定，但立法者是否有考量到現實層面，法院有足夠的量能去應付將來如排山倒海的檢舉？48小時內法官能有足夠的資訊去分析訊息的真假？再者各主管機關可以在法院裁定之前，對機關認定為不實訊息加註警語，那這樣的話，還有民眾敢對政府的施政提出質疑或建言？行政權是否是已過度擴張？平台業者若不刪除假訊息或管理不當者，可處高額罰鍰，但社會事實真真假假、又似真似假，如何能苛責業者正確判斷？最終只會導致平台業者刪除全數有爭論的資訊以求自保。這些都會嚴重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另除了以上列舉出的問題外，更可能造成我國數位經濟產業發展的衝擊，進而影響國家經濟。此一重度攸關人民權益的立法草案，政府絕不可等閒視之。

法務部於前年曾經提出「科技偵查法」草案，允許檢、警、調於偵辦案件時，可使用科技設備監視、監聽民眾，但甫推出即遭司法界大力反對，認為不只侵害人民隱私權，更有多條條文違反法官保留原則，最終法務部亦認不妥而撤回提案。而「數位中介服務法」也有前述的問題，且過度侵害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從1950年代開始，國民黨利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細則」等法律來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權，在那個政權變動混亂的大時代，也許有他背景的必要性，但這些年來，經過許多黨外前輩的犧牲與努力，我們換來了廢除刑法100條、廢止出版品審查、擁有集會遊行等言論自由的果實，但難道我們要開始走回頭路嗎？

政府千萬不可以維護社會治安之名，行此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之實，任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除了應有法律為據外，更要考量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否則再冠冕堂皇的立法目的，也無法自圓其說。

韓國去年曾以管制媒體製造假新聞為由，提出「媒體仲裁法」修正草案，遭到韓國國內政黨、新聞界、法律界、學界的反彈，更有多個國際媒體組織表達反對意見，最終執政黨撤回提案。法國前年立法通過之「打擊網路仇恨言論法」管控網路平台業者、使用者，也遭法國憲法委員會宣告該法案違憲。所以，言論自由保障與國家安全、社會安全間的平衡拿捏，應如履薄冰，謹慎再三。

5年前ＮＣＣ提出的「數位傳播服務法」草案，遭到朝野一致以侵害言論自由而反對，今日換個法案名稱，內容卻換湯不換藥，意圖矇混過關，實在是不應該。政府絕不該以法律或行政權過度限制或控管言論。所以我反對此次「數位中介服務法」立法草案，請ＮＣＣ能三思並停止一切提案程序。

文章轉載處：天秤座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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